不只犬貓：去看動物在社會裡的「角色」
綦孟柔說，從小家裡一直有動物：鳥、魚、螃蟹，後來養了一隻貴賓狗。帶狗去看診時，她第一次認識「獸醫」這個職業——動物不會說話，醫師卻能靠線索判斷牠怎麼了，並把牠治好。那是一種把沉默翻譯成生命的能力，也在她心裡種下了方向。
只是，夢想沒有一路順遂。她重考後進入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喜歡畫畫與美術的她本也能安穩走向一條「看起來很不錯」的路，但念到大二，她仍覺得「如果人生沒有試過那條路，好像有點可惜」。於是她選擇轉學考，轉進屏東科技大學獸醫系。
獸醫系的學習並不輕鬆，內容與醫學系相近，只是對象換成動物：犬貓、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內外科分科、實習、國考，每一步都扎實而嚴苛。多數同學畢業後往犬貓臨床走，市場需求大、工作不難找；綦孟柔卻刻意繞開主流。她想先去看：獸醫在不同產業裡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她去過禽病實驗室，協助檢驗傳染性病毒；也到馬場觀察馬匹的健康管理，理解動物在那裡不是「寵物」，更像是一個需要維持體態、肌腱與蹄部狀態的工作者——當牠無法再「產出」，醫療的目標與倫理就會被迫改寫，要為牠設想退路，而不只是延長牠的工作壽命。這些經驗讓她更早看見：醫療從來不是純粹技術，它總與人類需求、產業結構與動物處境交纏。
南非的獸醫學生營隊，則提供另一種震撼。那裡的野生動物資源豐富，野生動物既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觀光的重要資產；因此社會願意投入資源維持生態。更可以看出經濟產業對於獸醫的影響，可影響到獸醫學程中的主要對象醫病對象，為何跟著經濟目標走。她印象深刻的是，南非獸醫教育對「原生野生動物」的認識與訓練是主體；反觀台灣獸醫教育裡，野生動物比例很低，許多獸醫出來「其實不太認識台灣的野生動物」。
從野放到美國明尼蘇達 看見體系缺口，也看見公眾的入口
畢業後，她到六福村工作。動物園與野生動物救傷的交界，讓她第一次近距離理解「野外受傷、被人送來」這件事的可貴。他們有時會做初步分析，回饋給送來的民眾：可能是路殺、可能是棲地邊界的風險，提醒對方在特定路段留意車速。救傷因此不只是個案的醫療，也成為一種讓人重新意識「禽野生動物就在我們身邊」的環境教育。
在六福村工作期間，她存錢、出國，看不同社會怎麼做動物保護。尼泊爾的首都加德滿都讓她大開眼界：街上牛與猴子和人一起穿梭，動物翻垃圾、猴子闖進廚房成為日常；狂犬病與傳染病問題嚴重，流浪動物數量龐大。她加入當地由英國組織設立的NGO擔任志工，協助狂犬病疫苗注射與結紮、基本醫療，並看見一套「短期志工也能投入」的運作方式：志工做簡單但必要的工作，專業獸醫與助理則專注高強度的醫療與手術。她說，志工的行動不一定穩定，但如果流程切得清楚，小小的力量可以被精準使用。
然而，真正深刻影響她的，是美國明尼蘇達的野生動物救傷中心WRC（Wildlife Rehabilitation Center）。她查資料時驚訝：美國一州可能只有兩三個類似的NGO，但每年受理的動物量往往超過1萬件。她申請進去觀摩，從受理、檢傷、獸醫與照養員分工，到復健與野放的細節，第一次看見「大量救傷」如何被一套制度承接。
最讓她驚嘆的，是志工系統的精密。中心專職員工不到10人，其他靠志工支撐。為了減少反覆訓練的成本，他們把複雜工作簡單化、標準化：動物一進來，資訊建入系統後，標籤與餵食、投藥、籠舍管理等指引會自動生成並貼在各處；志工只要按表操作，就能獨立完成照養。甚至連野放清單都被寫在出入口白板上——志工若回家路上順路，就能把動物帶去野放。她說，那是一種讓公眾「知道自己來了有事做，而且做的事真的能幫到動物」的設計。
更重要的是，這套NGO模式讓民眾不只以捐款者身分存在，也能以參與者、宣傳者、證人進入體系。她觀察到，台灣的救傷多由公部門主導，受限於行政程序與角色定位，「有很多東西綁手綁腳」，民眾也不容易接觸救傷現場與理念擴散，而NGO能降低隔閡，讓理解在社會裡流動、累積成更大的支持。
安樂死與救援的拔河：把資源留給「能回家」的生命
在WRC，另一個她必須重新理解的，是安樂死的判斷速度。「他們案件數太多了，沒有辦法做很深的醫療。」她回憶，中心不會投入高風險、長期、不可預測的治療——不是因為不在乎，而是因為野生動物救傷的核心目的，是讓動物回到野外。如果個案回歸不確定性太高，持續投入會壓縮其他更有機會野放的動物的資源：人力、經費，更重要的是空間。她提到一個現實例子：若把100隻松鼠擠在同一個房間，動物福利與照養品質都會下降，最終拖垮的是工作者，而沒有工作者就沒有救援。
在那裡，她甚至被要求在幾天後就獨立判斷動物的處置。當一隻有神經症狀的野兔送來，她仍猶豫是否「治療看看」，資深獸醫直接問她：你覺得會好嗎？若等一下還有三隻動物陸續進來，你有時間處理牠嗎？「那就送牠走。」那一刻她當然震驚，但也不得不承認，救傷體系若沒有明確的決策點，就會被不斷累積的「也許」拖垮。
從一隻山羌開始 她把東部變成一座野生動物的急診室
綦孟柔從美國回台後，先回母校「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擔任獸醫。而後因為一次山羌救傷的事件，讓生命有了轉彎，促使她於2016年，與一群長年投入野生動物工作的夥伴共同發起「台灣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歷經四年籌備，於2020年8月在台東池上成立東部首座非營利野生動物醫院，正式展開醫療、保育與教育行動。
事件源起於2015年，她在工作途中接到一通電話，表示台東有隻山羌被犬隻攻擊，頸部被撕裂、氣管外露，疼痛與失血讓牠幾乎撐不過一天。當地缺乏可即時處置野生動物的單位，民眾也無力長途送醫；直到傍晚，醫療團隊才驅車把牠接回。那一天，牠活著，卻是在劇痛與驚恐中被擱置了一整天。回到收容中心後，醫師只能替牠安樂死，讓疼痛停止。
這個事件讓她深思：若沒有「就在身邊」的救援資源，很多動物不是死在傷勢，而是死在時間、距離與制度縫隙裡。
2020年醫院正式運作。她說，把據點落在台東池上，是因為地理位置正好介於花蓮與台東之間——這裡是東部野生動物救傷缺口最集中的地帶。團隊更進一步在2024年7月起，與屏東縣政府合作設立據點，讓救援不再只能「送往北中南」，而是在更接近現場的地方先穩住生命。
把救傷做成「可被理解」的現場 醫療、教育與研究一起往前推
「野灣野生動物保育協會」與「野灣非營利野生動物醫院」目前主要透過與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簽訂計畫，取得承接野生動物救傷的合作基礎。對一級保育類、具風險性的個案（如台灣黑熊）更常須與相關單位共同出勤。
綦孟柔分享，多年來有許多印象深刻的案例，曾有一隻因翅膀骨折送來的大冠鷲，骨折手術即使成功後，仍充滿不確定性——鳥類翅膀肌肉量少，只要角度稍有偏差，疤痕組織就可能影響飛行，終身失去野外生存能力。手術時，團隊必須精準比對健側翅膀的弧度；術後一到兩個月的復原期，更得避免任何驚嚇與撞擊。
當時，進入野放訓練初期，牠並不想飛，被驅趕時甚至反抗；但隨著時間推進，牠開始揮動翅膀，飛得越來越高、越來越遠。最終野放那天，牠從運輸籠振翅而出。那一刻，綦孟柔才真正確定：這一次，醫療與判斷沒有辜負牠，牠回到了自己該去的地方。
此外，也有一些貼近人類生活的個案。像台東某國宅公共水池長年飼養大量原生龜類，因缺乏平台、長期泡水與營養失衡，通報時多數都已水腫、狀況差；野灣介入後調整飲食與照養，才逐步恢復並野放。又或者一隻斑鳩幼鳥被國中老師撿回校園，原意是生命教育，卻因詢問鳥店後長期只餵「黃色小米」造成營養失衡、羽毛破損；野灣花兩個月補足營養、給予適當空間，讓牠換羽後重回光澤，最後回到校園與師生一起野放——那一刻，老師與學生才真正理解，野生動物不適合私養，善意若缺乏知識，也可能成為傷害。
「幾乎全部問題都與人為有關。」綦孟柔直言，犬殺、陷阱、非法飼養、棲地破碎化、路殺……很多傷病並非自然生態的一部分，而是人類行為直接或間接造成。因此，野灣嘗試把救傷做成「三條腿走路」：醫療是把傷病處理好；照養與野放訓練把牠們帶到可回到野外的狀態；而環境教育與研究則讓個案不只是感動故事——每一隻動物的受傷原因都可能轉化成教案、數據與倡議素材，回頭推動制度與環境改善。
也因此，團隊正規劃把池上現有的狹小空間（約150坪）擴展為更完整的園區——與相關單位合作取得約2公頃閒置場域，規劃野放訓練籠、戶外訓練場、鳥類與哺乳類照養空間，並設計導覽路線，讓民眾「看得見」救傷如何運作，同時透過動線設計，避免動物被干擾。綦孟柔說，台灣的志工文化在野生動物救傷上仍不易發展：池上距離遠、在地人口少，外地志工光交通就要耗上數小時，且難以固定投入；野灣因此更需要把流程標準化，讓志工來時能立刻上手，而不是每次都得由員工重新帶領、增加第一線負擔。
綦孟柔說，自己曾替動物命名——用傷勢記號辨識彼此；但隨著數量增加、名字重複，且命名會讓情感投入更深，當必須安樂死時更難承受，團隊逐漸改用編號。那不是變得無情，而是一種自我保護：只有把心留得住，才能在漫長的急診現場走得更遠。
綦孟柔說，野灣接下來的十年，一方面期待把台灣逐漸精進的救傷經驗帶進國際合作（尤其獸醫資源匱乏的區域），一方面也將持續推動在各縣市建立「或大或小」的合作據點，讓更多生命不再輸給距離。
回望這十年，野生動物救傷從來不是單一事件的成功或失敗，而是一套能否長久運作的制度。讓每一次救傷，不只停留在情緒的感動，也能累積成制度修補的證據。從那隻山羌開始，綦孟柔選擇做的，不是更快地奔跑，而是把急診室留在野生動物身邊，讓時間、距離與人力，不再那麼輕易決定一條生命的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