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自台塑南亞塑膠工廠三班制基層工作起家的王有邦，從未想過攝影會成為他後半生最重要的道路。1984年，他以一台相機走入台灣高山，從高山攝影、寫實攝影一路摸索到創作攝影。真正讓他找到生命軸線的，是1991年第一次踏入魯凱族舊好茶（Kucapungane）部落，他看見了600年歷史的脈絡，也意識到文化消逝的速度遠比他按下快門更快。
自此之後，他投入長期田野紀錄，以影像與筆記陪伴部落30年，也自2009年起於《藝術認證》撰寫「南島紀事—影像話魯凱」專欄，最終由高雄市立美術館重新編輯出版《Sabau！好茶一王有邦影像話魯凱》。他的作品亦被高美館典藏，並參展於與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合作的《TATTOO刺青—身之印》特展。
從百歲人瑞的生命姿態、舊好茶的山徑與溪谷、到莫拉克滅村後的新生命秩序，王有邦以樸實的眼光、持續不懈的陪伴，為魯凱好茶留下了一部跨越時間的影像史。
從工廠到部落：一段沒有預期、卻無法停止的開始
1975年，王有邦進入南亞塑膠工廠成為基層作業員，工廠的高音噪音、日夜輪班的節奏，是他最早期的生活重心。直到有一天，朋友找他爬山，他第一次看見台灣高山的風景。「那個自然的景觀的美，怎麼留下來？」這個念頭，讓他第一次拿起相機，也因此開始學拍照。他說，那時就只是拍，沖相片回來看，從這樣慢慢開始。
後來，他讀到康丁斯基的《點線面》、《藝術的精神性》等書，書裡對「點、線的意義」「抽象與精神性」的討論，讓他開始理解影像不是只拍到表面，而是必須能傳達更深層的思考。
工廠生活對他後來的攝影也有深刻影響。他說，工廠環境的封閉與重複性，反而讓他更敏銳的感受到部落的開闊與自然；也因為穩定的工作，他才有能力買底片、買設備，並利用輪班與休假，在山與城市之間來回。「你沒有把工作固定好，那你什麼都沒有了，攝影什麼都免談。」他說得直接，卻也是他30年紀錄能夠持續的現實支撐。
第一次走進好茶：震撼、機緣與一生的責任
1991年5月，他跟著朋友第一次進入舊好茶部落。一路上聽著解說，卻直到真正站進部落的瞬間，他才感受到那個地方的重量——老人、石板屋、舊環境裡留下的歷史痕跡，以及魯凱族「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累積的生活智慧。
舊好茶在民國60、70年代因教育、交通、醫療等條件遷移，新好茶中仍住著兩位百歲人瑞、超過15位90歲以上的長者。他說，那些古老知識，包括狩獵、農耕、生存方式，都藏在老人生活的角落。而因為原住民族早期沒有影像與文字紀錄，他意識到影像的重要性——「影像記錄變得特別重要」。
這個機緣也因魯凱族史官奧崴尼．卡勒盛（Auvini Kadresengan），人稱「秋爸」，而被完整打開。秋爸當時正回部落重建文史工作，需要影像記錄；王有邦也因為他的帶領，漸漸深入地走入文化。透過秋爸，他接觸到台大人類學田野著作，從裡面學習田野方法與文化架構，從零開始學會如何理解一個族群。
但真正的拍攝與關係建立，得靠他自己。他逐戶拜訪，從長者、家庭開始記錄，他看見誰，就從那個人的生活開始紀錄。他在山裡走、在部落停留、在家屋門口聽長者講故事；拍照同時做筆記，把現場的感覺、互動、靈感，全寫在本子裡。
從登山口到舊好茶要走四、五個小時，他背著沉重的器材，一步一步往上走。他說，那過程讓他能感受環境、老人，以及文化在他眼前的細節。「每一個腳步、每一個互動，都有感覺。」。這些筆記後來堆疊成「差不多跟人身體一樣高」。
他重新翻閱時，形容那些文字像螞蟻在跳舞，但每一段記錄，都藏著歷史、文化與生命故事。「我自己都很感動。」因為那些是在現場寫下的真實情境，是身體在山中、在部落裡與文化接觸的痕跡。
他的記錄方式並非只從個人，而是從整個部落、家族、生活習俗、文化技藝、地理環境變遷，一一長期追蹤。他從1991年開始記錄的每一個人、每一戶家庭、每一次部落活動，後來都被他以系統方式整理。2016年出版的《Sabau！好茶一王有邦影像話魯凱》（「Sabau」為魯凱族問候語，有「你好、辛苦了、謝謝」等意思）只是其中一部分，他說，那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主題」，也是他最初最感動的開始。
長者生命的姿勢 影像裡的力量與尊嚴
談起最早感動他的長者，他第一個想到的是活到110歲的勒格樂歌（Legelege）。「他記憶力很好，身體很健康……他可以把家譜都念得很清楚，就像一本歷史的活字典。」他回憶樂格在百歲之後仍能「背著肩背帶」，臉上帶著開朗的笑容。他說，每次帶個小禮物去探望，老人家總是「握著手，然後會說五種語言的『謝謝』（魯凱族語、台語、中文、日文、英文）」，笑得特別開心。
王有邦描述自己與勒格樂歌的關係時，語氣裡帶著明顯的溫度。他說他在新好茶住的地方剛好是勒格樂歌的外家，而老人家「沒有住在兒子那」，因此兩人的連結格外親近。「他在 83年的時候還送我一個他親手編的肩背帶……從開始到完成要一個月以上，每個節，都記著那種生命感情的傳承。」這樣的禮物，不只是一件物件，而是跨越族群與身世的認可。
另一位令他至今動容的，是102歲仍能背著大肩背帶走去田裡工作的瑞麗雅絲（Lingase）。「他右手拿著拐杖，一步一步到田地……去種芋頭或拔草。」在王有邦的描述裡，那不是一張記錄勞動的照片，而是一種「生命的力量」。他說，「這個可以呈現一個老人家背後的生命……芋頭是要分享給孩子和孫子。」在他眼裡，那些動作背後都牽引著深厚的文化脈絡，是部落得以延續的重要根系。
王有邦也特別提到另一位90歲的老人碧雅紐。「那張照片我看了十年，從開始的到現在，還是很感動。」那是一張傳統坐姿的人像。「老人家說這是一個傳統坐姿……現在已經看不到了，以前的女性，坐下來時不能露出腿部。」他一邊說，一邊解釋為什麼這些姿勢如此重要：在部落裡，每一個身體動作都有順序，也有意義；那些姿態是文化如何存在於日常的證據。「不只拍照，有時候在現場記錄身體的動作過程順序非常重要……這就是一個在地文化。」
在災難與孤獨中持續前行：一個人的文化使命
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新好茶全村被掩埋。「我們從1991年到2009年8月……累積了將近 20年的感情。」他看著老人家留下的石板屋、文物與家族記憶被覆蓋在泥沙底下，「一夕間，什麼都沒有了。」
他不是只拍攝「景象」，而是理解這些影像在時間中代表的證據。他記得新好茶長老教會的高度：「原本爬一個階梯就要兩層樓……莫拉克颱風的時候，整個掩埋下一層樓的高度。」那些影像成為他說的：「沒有長期記錄就看不到生命的源頭，也看不到損失。」
面對災難，他的角色不是紀實攝影師，而像一個守門人，把歷史的斷裂縫隙補上。
被問到這麼多年有沒有想過放棄，他說：「因為這是自己喜歡做的。」他說沒有名利目的，也沒有專案要交，只是純粹地想把應該留下的東西留下。然而這個「喜歡」並不輕鬆，但他認為：「衝突是激發生命潛能，你更會感恩。」
他講起自己最常的行程：下班後騎野狼125從高雄到新好茶，再從登山口摸黑走上山。「有時候到登山口差不多半夜一兩點，一個人拿著手電筒，一步一步在山上走。」夜空裡滿是星辰，他說那種時刻是「人跟自然、部落、跟整個心靈最接近的。」
背著沉重的背包走四、五個小時是常態，「但在我的心裡好像很快，揹著相機，像揹著一個嬰兒。」那是一種很私密的比喻，卻精準描述他如何把這些記錄視為生命的一部份。
回望30年，他說，這些記錄不是研究，也不是藝術，而是一種長期累積的見證。他強調，如果沒有影像，文化的現場感無法被保存；如果沒有筆記，影像背後的故事會消失；如果沒有時間的長度，文化變遷的脈絡也無法被看見。
所以他持續紀錄，因為他明白：「人生好的機緣常只有一次，在珍貴的事物消失前，我都想持續記錄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