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氣候變遷的衝擊同樣急速逼近。近年颱風不再只是強風豪雨的代名詞，而是伴隨破紀錄的極端降雨與突發淹水，例如 2021 年盧碧颱風帶來短時強降雨，導致南部多地泡水；2023 年海葵颱風暴雨重創台東與花蓮，農損突破 10 億元。另一方面，長時間無颱風入境卻帶來旱象，2021 年中南部嚴重缺水，曾迫使科學園區限水，影響半導體生產。熱浪也逐年加劇，2024 年台南創下 39.7℃ 高溫紀錄，熱急症送醫人數急增。極端降雨、乾旱與熱浪交替出現，已讓台灣的農業、能源與公共健康系統都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

同樣的災難，不同的報導環境

2025 年 Nieman Reports 發表的「與氣候變遷反撲奮戰」（Battling a Climate Change Backlash）[1] 作者Hopke指出，美國新聞業正同時面臨「氣候否認主義[2]的逆襲」與「編輯室預算緊縮」的雙重挑戰。這篇文章提出六大建議：從人性化報導、錯誤資訊防治、強化科學素養與歸因訓練、創新合作模式，到記者支持與解決方案新聞（solutions journalism）。

另一方面，台灣學界過去十餘年對氣候傳播也累積不少研究成果。李美華（2010, 2015）[3]、徐美苓（2014）[4]、楊樺（2022）[5]等學者，分別從媒體框架、消息來源、另類媒體的角色到記者自我效能，分析了台灣氣候新聞的特色與限制。

本文嘗試對比美國實務建議與台灣研究結果，從「報導策略」、「閱聽人感知」、「新聞產製結構」三個層面，探討台灣媒體是否能借鏡美國經驗，並提出災難新聞報導前行的可能路徑。

報導策略：人性化 vs. 冷知識

美國的 Hopke（2025）[6]強調：在災難現場，新聞應從人性出發。無論是《洛杉磯時報》記者 Roth 戴著 N95 口罩描述天空顏色，還是《Marketplace》主持人 Brancaccio 親自講述家園焚毀後的重建，都讓氣候新聞變得可感、可近。這種「人性化報導」策略能拉近距離，讓讀者不再覺得氣候只是抽象數據。

相比之下，台灣研究卻揭示另一種現象。《台灣主流媒體之科學新聞產製》（李美華，2010）調查 2003–2008 年的四大報紙，發現大多數報導偏重「官方消息來源」與「冷硬的科學數據」，缺乏故事化、人性化的呈現。結果是，新聞雖然看似嚴謹，卻難以激發閱聽人共鳴。

這也解釋了為何在台灣的輿論場，氣候議題長年難以突破政治、社會議題的新聞優先序。數據堆疊的報導，往往變成「看過即忘」的背景知識。相較之下，美國的新聞工作者正試圖以「人」為起點，帶領讀者理解災難與結構性問題的連結。

也就是說，當台灣媒體報導依舊偏向「冷硬知識」與「政治爭論」時，閱聽人便難以在日常生活找到具體行動的入口，進一步加深了「知道，但不在乎」的現象。

錯誤資訊的預先解構（Pre-bunk ）與事後糾正（Debunk） vs. 否認論再現

Hopke文章[7]的另一重點是「預先解構（pre-bunk）」與「事後糾正（debunk）」策略。因為氣候否認主義者在社群媒體散播大量錯誤訊息，新聞若不積極回應，很容易讓公眾陷入混淆。

台灣的研究則顯示出另一種困境。李美華（2015）在《國外新聞媒體再現之人為氣候變遷懷疑／否定論》中發現，台灣媒體在翻譯或轉載外電時，常直接複製國際間的否認言論，卻缺乏進一步澄清或批判。結果造成「否認論再現」──新聞本身成為錯誤訊息的傳播者。

這一差異反映出台美兩地新聞文化的不同：美國編輯室愈來愈強調防堵假訊息，而台灣的新聞編輯流程，則可能因時間與資源限制，讓氣候否認言論在無意間被「正規化」。換言之，台灣在這方面更需要制度性改進。

記者與編輯室：資源壓縮下的不同應對

美國新聞界正面臨預算縮減，但 Hopke（2025）呼籲媒體應投資在「記者心理支持」與「科學訓練」，並推動跨媒體合作，以確保專業能力。

台灣的狀況更為嚴峻。徐美苓（2014）[8]以「替代能源新聞」研究指出：台灣主流媒體普遍缺乏足夠的專業記者來跟進氣候或能源議題，多數報導以「抄稿」或「單一來源」為主。另類媒體雖展現出更多批判性，但資源不足、影響力有限。

此外，楊樺（2022）[9]研究記者的自我效能感，發現即使台灣記者普遍認為氣候議題重要，但在缺乏專業訓練與資源下，他們對自己的報導信心不足。這與美國呼籲「加強記者科學素養」的方向不謀而合，只是台灣的起點更低更慢。

台灣媒體的三個關鍵缺口

綜上，相較於美國的媒體，台灣媒體在氣候議題的報導上呈現「人性化與故事化的不足」、「被動複製錯誤資訊」，以及「記者專業訓練與支持不足」等三大關鍵缺失。

1. 人性化與故事化的不足

台灣報導過度依賴「官方數據」與「科學專家」，欠缺平民視角。與其引用氣象局長篇統計，不如描寫農民在乾旱中如何調整種植，或醫護如何面對熱浪病患。這些故事更能引發閱聽人共鳴。

2. 錯誤資訊的被動複製

否認論、陰謀論在台灣社群媒體並不少見。但新聞若只是「照單全收」外電，就等於放大了假訊息。媒體應學習「預先解構」（ pre-bunk）的寫作技術，先解釋否認論常見的修辭與謬誤，再報導爭議，避免一再被動複製錯誤的資訊。

3. 記者專業訓練與支持不足

許多台灣新聞編輯室仍將氣候新聞單獨歸類為「科學線」或「生活線」，導致缺乏跨領域知識。這與 Hopke 強調的「跨媒體合作」方向形成鮮明對比。若無制度性支持，記者難以建立持續報導的能量。

前行的可能：從模仿到創新

面對這些制度性和結構性的缺口，台灣可以考慮以下幾個策略：

建立「氣候新聞小組」制度：公共媒體或大型新聞媒體可設立專責小組，結合科學、經濟、社會議題，避免氣候新聞淪為邊陲，報導過度單一化。

發展「在地解決方案新聞」：借鏡美國的「解決方案新聞」（solutions journalism）[10]，但落地到台灣情境。例如，報導屏東農業如何應對旱災、基隆如何處理海平面上升的港區風險。

強化跨媒體與跨學術合作：與大學氣候科學研究中心合作，透過新聞和學術共製，既補足記者專業，又提升報導公信力。

閱聽人教育與情感連結：善用互動工具（部落格、短影音、即時圖表等）拉近氣候議題與閱聽人生活的距離，避免「北極熊效應」──知道牠們在受苦，但覺得與自己無關。

氣候新聞的未竟之業

無論在美國或台灣，氣候新聞都承受著「資源不足」與「閱聽人疲乏」的雙重壓力。但不同的是，美國的新聞界已逐步意識到必須以「人性化、行動導向」來突破，而台灣的媒體則仍在「冷硬科學」與「政治口水」之間徘徊。

當極端天氣已成為台灣人生活的日常，新聞不應只是災難的編年史，而應是行動的催化劑。若台灣媒體能借鏡國際經驗，並勇於開創在地特色，或許我們真的能從「我們與北極熊的距離」，走向「我們與未來的距離」。

[1] https://niemanreports.org/battling-climate-change-backlash-environmental-journalism-coverage-tips/ Hopke, J. (2025). Battling a Climate Change Backlash: How to improve reporting on extreme weather in an age of denialism and cutbacks. Nieman Reports.

[2] 氣候否認主義就是拒絕承認「人為造成的氣候變遷」這一科學共識的立場，它可能是否認現象、成因、後果，或行動必要性。例如：台灣媒體上常見的氣候否認說像「這只是太陽黑子週期」或「台灣排碳不多，與我無關」等，均屬氣候否認主義。

[3] 李美華 (2010). 《台灣主流媒體之科學新聞產製：全球暖化新聞的消息來源研究》. 收錄於《科學傳播論文集2》，頁 191–232，由台灣科普傳播事業催生計畫統籌與協調中心出版。。

李美華 (2015). 《國外新聞媒體再現之人為氣候變遷懷疑／否定論》. 台師大傳播研究。

[4] 徐美苓於（ 2014 ）。《新興環境議題的媒體建構：以台灣替代能源新聞報導為例》。中華傳播學會研討會發表。此篇亦可見於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社會論文集 JCS 32。

[5] 楊樺（2022）。《由媒體記者的自我效能看待氣候風險與環境傳播》（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6] 同註1。

[7] 同註1。

[8] 同註4。

[9] 同註5。

[10] 解決方案新聞是一種新聞報導取向，不只揭露問題，更著重於報導社會問題的應對方法、實際案例與其效果。它不是樂觀的「好消息新聞」，而是以嚴謹、證據為基礎，檢視各種解決方案是否有效、如何運作，以及有何限制。例如：在氣候新聞中，不只報導「都市熱島效應嚴重」，還會深入探討「哪些城市透過綠屋頂、都市林蔭計畫有效降溫？」並檢視數據成果。

在教育議題裡，除了揭露「偏鄉教育資源不足」，也報導「某些縣市透過遠距教學與社區協作縮小差距」的做法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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