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中深巷的一隅，「橘豆 Deco Orange」不僅是一間古物店那麼簡單，而是一場與時間對話的儀式。踏入林秀蔓的修復工作桌，看見的不是華麗，而是刀板、刷具、醬糊與褪色紙張組成的「修復現場」。從紐約修復室到台中橘豆，她將可逆、記錄、尊重化為方法，不只修一本書，更在重複中追求突破。這是她在書與時間之間所做的談判，也是那些老物件，延續至下一代的可能。
一條從「臨摹」出發的路：把手練到能「看見」
林秀蔓從小學三年級進美術班，一路到大學美術系。「重修素描、水彩、水墨，對我已經『重播十幾年』。」直到大一那年，她修了一堂由張元鳳老師開設的〈基礎水墨課〉，課程內容包含「臨摹宋畫」與「殘像技法」，這也是她第一次意識到修復與臨摹之間的關聯，用殘像技法不透過燈箱描圖，靠眼睛與手的協調，把線條一點一滴「勾回來」；再訓練對顏色的微差判斷，將補色調到幾乎與原作無縫。「修復的第一課其實是『模仿』——你得能逆向思考：它原來怎麼做、為什麼會壞、我該補到什麼程度才不逾矩？」
大一暑假，她進了學校的文物保存中心，成為第一批受訓的工讀生。那時的她對修復充滿浪漫想像，以為會天天「修畫」、「摸古畫」，能親手接觸歷史留下的東西。結果一進去，迎接她卻不是古畫，而是一口鍋。
「我們幾乎整個暑假都在煮醬糊。」她笑說，真正的訓練從那一鍋開始。一匙匙測比例，一遍遍試黏性與濃度，失敗就重煮，直到每一筆刷下去都能貼得服帖、不起泡。「那時候我才知道，這行不是療癒，是紀律。」
她還記得那批同學裡，有人嫌枯燥，有人受不了長時間重複動作，也有人意識到這份工作沒有浪漫光環。「我反而越來越著迷。」在重複的動作裡，她似乎愈能看見修復工作裡的奧祕。
修復一路學下來，她也看見體制的差異。台、日的修復多掛在美術學院之下，重視手藝的「美」；美國修復則是理工人文交錯，學位屬於理學碩士（MS），要求藝術史、手作與化學三等份並重。為了申請美國研究所，她從美術系畢業後回師大補了近兩年化學學分，從普通化學到有機化學，硬把缺的基礎補起來。「我以前連元素週期表都背不來，後來發現自己其實挺適合念理科。」
書與畫的本質差異：二維補色 vs. 三維結構
在紙上作品修復與書籍修復之間，她最終選擇「書」。理由很簡單也很關鍵：畫一旦修好、多半入框，與手的距離被玻璃拉開；書修好以後還要被翻、被用，「它是一個被持續『操作』的結構體」。
因此書籍修復不是只處理顏料層或紙纖維，而是回到裝訂學：中式線裝書多半單面印刷後對折再縫，紙薄、破裂處需逐頁「小托」[1]加固；西式書多厚紙、雙面印刷，常見病灶是封面內頁脫離、脊背斷裂，治療重點是拆解、重縫、重建鉸鏈，最後與封面再結合。中式像逐頁的細胞修補，西式更像骨科手術，把書脊這條『脊梁』扶正，讓它重新站起來。
她也直言學派長短——台、日系統的審美訓練讓補色與手感更細；美系強在材料與科學論證，能寫出清楚的報告與風險評估、追蹤新材料。她取兩邊所長，但最在意的始終是可用性，「書能不能被好好翻，總得回到讀者的手上驗證。」
研究所畢業後，她繼續留在紐約工作多年，進出公、私部門修復室，也在知名工作室協作。最讓她受用的是專業對話的平等。「你可以主張，他們會問你『為什麼』，而不是說『你就照做』。」修復在那裡被當作研究加上手藝的並置，一手握刷，一手寫報告，材料庫與實驗記錄幫助下一個修復者讀懂之前做過的每一次選擇。
回台創立「橘豆」：把修復從博物館搬回生活
2022年，她與丈夫回到台中創立「橘豆」。她負責書與裝訂，他負責機械修復（從打字機、風扇到音響），兩人的共識只有四個字，永續陪伴。
「我們賣老物，但不賣不能用的老物。」橘豆與多數古物店的差別在於：每件物件都盡可能被修好、被理解，再被交到下一位使用者手裡。「經典設計放一百年仍美，關鍵在於你是否願意維護它、讓它繼續陪你。」她也開設工作坊，不教「修舊書」，卻把修復的思維——中性材料、膠的選擇、結構受力——嵌入每個步驟。「做新書，照樣要對得起五年、十年後的使用。」
她笑說，原以為會來上課的是想療癒、想放鬆的中年學員；結果最多的是在十字路口上找方向的大學生、剛出社會的年輕人，甚至已在修復所就讀、想補結構與材料觀念的學生。「我會鼓勵他們回到『完整體系』學，不要只在工作坊打點；藝術史、化學、材料學都要補齊。」
與委託人的溝通：修的是書，也是關係
在橘豆，最難的不總是技術，而是溝通。她習慣請委託人把書帶來面談：一起翻、一起看，談希望與界線，談預算與時間。她不鼓勵「把書漂白到像新的一樣」，會明白說明黃斑、紙張酸化與台灣氣候的關係；也會在必要時建議「留白」，因為痕跡本身就是歷史。
她記得一位客人的「家傳風水書」，祖父傳給父親、父親再傳給子女，夾著密密麻麻的符咒與註記。在一次次拆補、小托、重縫之間，感到修的不只是紙張，而是一個家族對記憶的抓握。
另一個故事來自一位譯者，他把自己一生使用的一部音漢字典交給她。書頁是很薄的聖經紙，夾滿歲月裡一次次的膠帶與破損。她用幾乎「拼圖」的方式，把碎裂的頁面一片片復位，最後電話那頭傳來的是顫抖的感謝，「他說，很多年沒能好好翻它了。」
還有一家人的族譜，裝訂方式罕見——內頁像線裝書、外層卻是精裝殼。她一面研究年代與工法，一面向家屬說明：即便照原樣修復，翻閱幾次仍可能再次碎裂。最後她選擇「記錄原裝法」並「改造為西式結構」的折衷方案，讓它能被後代繼續使用。「修復倫理不只是『還原』，也是基於用途與傳承做風險管理。」
技術之外的信仰：可逆、記錄、尊重
林秀蔓反覆提到三個詞，可逆性、文件紀錄、尊重到底是什麼？她解釋，可逆性是材料與介入的底線。她不用會「封死」纖維的工業白膠，也會向委託人清楚說明她做了什麼、為何這麼做、用了哪些材料；尊重則是面對委託者與原作的雙重倫理，當對方希望「像新的一樣」，她要解釋為何「像新」未必是最好的保存；當原裝訂結構本身就是缺陷，她也要提出為了「繼續使用」而改造的可能。
修復專業好比談判，與時間談判、與材料談判、與人談判。「你得判斷哪裡該退、哪裡能進；什麼痕跡該留、什麼破損非補不可。」
專業的定價與大眾的期待：一堂關於看不見的工時
「十個詢價，最後可能只有兩個願意修。」她不避諱談價格的尷尬，因為修復的價值常被「一本新書多少錢」的消費邏輯衡量。因此，她把流程透明化，盡量面對面說清楚每一步的時間成本，也願意依用途調整深度——展覽用與日常翻閱，修復計畫本來就應該不同。
她最反對的是「錯誤的熱心」。那種在研習後回去就拿工業白膠到處黏的搶救，往往把修復之路封死。「很多時候，『不動』就是專業。」
除了修復，林秀蔓與先生也在實驗把「收藏」轉譯為新載體。她做過一套「橘豆索引」，一個壓克力盒子裡裝五本書，分別記錄裝幀、打字機、裁縫機、橘色等主題，像把空間縮編成一部便攜的「物件誌」。她也想做「有聲書」式的展演：翻開一頁，耳邊響起他們挑選的音響曲目，讓閱讀與聆聽同場共振。
「我們賣老東西，但不排斥新科技。」CNC、3D 列印在他們的修復裡不是敵人，而是輔具。新材料能否使用，她會回到兩個檢驗：可逆與長期穩定；只要能幫助物件活得更久、用得更好，就值得納入工具箱。
「我喜歡在重複裡找到突破」
採訪最後，她回到最初那個讓多數人卻步的特質——耐心。
「我可以在重複裡做很久，還會想著是不是哪個力道、哪個角度再調一點，會更好。」她說自己不屬於那種「有很多話要用創作對世界說」的藝術家，反而像個冷靜的技師，專注凝視紙纖與線縫。可正因如此，她修好的每一本書，都像替時間縫了一道合頁，替記憶裝上可以再被翻動的脊背。
對她來說，書不只是書，它是一個人、一個家，甚至是一個世代對自我歷史的觸感。林秀蔓讓我們看見，修復不是回到過去，而是把過去的力量，穩穩地交到未來的手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