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5月正式進入非核時代，但廢核料處理才剛「擺好起跑姿勢」。台灣三座核電廠，核安會統計有2.1萬束用過核子燃料（高放射性廢棄物），另有21萬多桶低放射性廢棄物，都等待找到「最終處置」場所。
經濟部4月成立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案辦公室，首位辦公室主任由政大創新國際學院（ICI）院長、創新民主中心（CID）主任、公共行政學系特聘教授杜文苓出任。她非核工背景，將如何拆解核廢處置難題？6月上旬，杜文苓接受《環境資訊中心》專訪，說明核廢辦公室的未來藍圖，以及台灣「非核家園」會如何走向下一步。
如何做一場跨越百萬年的社會溝通？
不具備核能工程背景的杜文苓，如何幫助台灣拆解核廢爭議？事實上，她早在十多年前就投入核能安全與核廢的公民溝通研究，近年更是協助台電、能源署辦理多次核廢議題社會溝通計畫，可說經驗豐富。
杜文苓分析，核廢議題在台灣最大的阻力來自於社會大眾的既定印象，核廢處置場被認為是高風險的鄰避設施，必須確保技術安全可行，且要儲存百萬年以上，超越人生時間尺度，目前人類歷史上也沒有成功處理核廢料的經驗可以參考；由於涉及技術、法律、倫理與哲學層面，讓核廢料爭議成為傳統治理無法處理的難題。
杜文苓舉了個例子，今日的人們對古埃及金字塔充滿好奇，試圖研究那些神祕的文字符號，但埃及古文明距今也才5000年。近年各種科技更是飛快演進，現代人類要如何想像幾千年、上萬年後的社會？拉回現實，杜文苓接著說，當今世代使用到核電這樣一個「科技物」，就必須負起世代責任，思考如何用超越一生的尺度來妥善處理，才符合世代公平性。
目前最可行的核廢技術是深層地質處理，但處置場選址會影響到當地民眾生活，就必須透過一套機制，讓社會建立共同處理、共同承擔的合作意願，而不是陷入犧牲補償的短淺利益分配問題。
今年底提高放選址草案 「非核家園」走向下一步
用過核燃料仍有高熱與放射性，必須浸在冷卻池中降溫，再移入乾式貯存設施存放至少40年，最後移入「最終處置場」，將核廢料埋在地下300～1000公尺的穩定地質，永久隔離地表生物圈。
台灣目前有低階核廢料（低放）最終處置場選址法規，但地方政府不願舉辦公投，選址毫無進展，高階核廢料更是還沒有處置法源。
杜文苓指出，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專案辦公室成立的首要目標，是在今年底提出「高放選址條例」草案。
她進一步解釋，儘管如此，推動法制並非最終目的，而是要在過程中帶動社會討論、共同尋找適合台灣的方法。她希望未來的草案版本可以涵蓋社會關注重點，讓社會思考「需要什麼才能做好選址？」例如程序、資料透明、利害關係人參與、權責機關劃分等。她強調，唯有社會凝聚共識，才是最好的版本。
記者問，距離年底只剩半年，來得及嗎？杜文苓說需視溝通情況，但她打趣的說，「有時候慢才是快、貪快反而變慢」。
從犧牲到社會支援 台灣可成為世界模範
選址調查仰賴科學，後續的說服才是真正難題。而在杜文苓心中，已經有一份溝通模式藍圖。
她表示，與地方溝通不應只關注於「給一筆回饋金」，必須要從地方視角出發，討論當地的長遠發展。例如結合當地發展潛力推動能源轉型、開發前瞻性的產業，協助當地規劃百年以上的發展方向，並且透過長期的培力，讓當地社群有能力自主滾動式的調整。她相信，透過創新的思維，可以讓最終處置場選址爭議從「犧牲」轉換為「社會支援」，形成一種示範場域。
杜文苓口中的示範場域，很可能是全球獨創的想像。近期前往參訪日本高放處置機構NUMO的她，分析日本的地質條件、人口結構和台灣較相近，但幅員比台灣大。為了處理核廢，日本發展一套科學地圖，大致排除斷層、火山區等不可行的區域，再透過開放的方式讓地方自主提出接受下一步調查的意願。
杜文苓相信，透過創新的思維，可以讓最終處置場選址爭議從「犧牲」轉換為「社會支援」，形成一種示範場域。
杜文苓說，雖然科學地圖的方式可以參考，但台灣地狹人稠、地質環境與社會人文等條件太過特殊，與日本不同，放眼國際甚至沒有參考對象，如果能從建立出一套治理機制，「可以成為世界的model（模範）。」
核廢辦公室不是終點 杜文苓：盼成為溝通橋樑
日本的NUMO成立約有25年，至今仍沒有確認最終處置場址。而台灣核廢處置辦公室才剛成立，雖然動作較慢，也終於為停擺多年的核廢處理工作帶來一道曙光。杜文苓表示，核廢辦目前先推動立法，光這一個環節，就需要規劃許多細緻的制度，距離後續的實際執行、解決問題還有千步之遙。
「我們還沒跨出第一步，只是擺好起跑姿勢而已。」杜文苓說。
在台灣邁入非核家園之際，挺身接下核廢辦公室主任，回想起這段過程，杜文苓笑說，當初被徵詢時「甚至還推薦別人」。她說，扛起重責大任當然會有壓力，質疑聲音也不少，但自己十多年在社會溝通上與經濟部、與台電的磨合，無形之中累積了大量的信任資本，也讓大家意識到，社會溝通與社會信任的專業才是處理核廢的關鍵要素。
杜文苓表示，核廢議題過去已經有很多人、很多民間團體與各部會的投入，如今在這個時機點匯流，自己只是剛好站在節骨眼上繼續促成。未來會讓核廢辦公室做為第三方溝通橋樑，匯集各方意見，期待辦公室不完全是官方代表，更不完全是民間的對立面。
緊接在非核家園後，台灣也將面臨核三重啟公投與新興核能倡議。杜文苓認為，不論當前核電政策如何，核廢問題都要處理。台灣應該要思考整體的能源韌性，綜合考量科技發展與不同能源的完整生命週期，才能找出合適的能源組合。
杜文苓說，核廢處置是個困難的工作，不是一個人或是一個世代可以做到，恐怕有生之年都看不到完成的一天。而她的工作是形塑出社會溝通的模式，讓這股社會改革的力量往前推進，只要促成這股動能，就可以功成身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