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台灣駐教廷大使賀忠義有機會在一場儀式上向新選出的教宗良十四世（Pope Leo XIV）呈遞國書，凸顯梵蒂岡持續對台灣的外交承認。台灣媒體報導此活動時，一如往常地聚焦於外交禮儀和地緣政治影響，卻忽略台灣扮演梵蒂岡華文交流中心角色的深層故事。
數十年來，台灣默默地在當梵蒂岡和北京當局之間的橋樑——這是鮮少登上新聞頭條，但塑造兩岸天主教會交流的故事。自1980年代起，台灣是翻譯梵蒂岡文獻和進行現代化天主教禮儀，以及促進與中國宗教交流的地方。台灣的天主教徒人數不到30萬，卻在梵蒂岡的中文作業和通信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與《Lingua Sinica》的訪談中，研究台梵關係的學者凃京威（Thomas Tu）說明，大部分在台灣和其他地方的記者，單純以簡化的地緣政治角度處理涉及台灣的梵蒂岡議題，然而把台梵關係視為外交資產的同時，背後有個更大的故事——關於台灣是天主教交流中心。
凃京威是（台灣）政治大學博士生，研究宗教和國際關係之間的交集。攻讀博士前，他在台灣政府和公家智庫任職近10年，擅長領域為外交、經濟合作及貿易政策，包括台灣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他現在的研究聚焦於梵蒂岡外交。
Dalia Parete（以下簡稱DP）：就我所知，梵蒂岡自1942年與台灣建交，但在1971年降級。您如何形容過去10年間的這段關係？
凃京威（以下簡稱凃）：首先，我們說法要精確。這段關係是教廷與中華民國——特別是指蔣介石的重慶政府於1942年10月建立。台灣那時還是日本殖民地。
這點很重要，因為在1942年初，日本已和教廷建交。梵蒂岡選擇重慶國民政府，而非日本支持的南京（汪精衛）國民政府，本質上是支持中國對抗（日本）。他們甚至拒絕日本有關承認滿州國的要求。
1971年，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後，大部分國家與台灣斷交，美國最終在1979年斷交。梵蒂岡亦跟進，他們不可能是唯一（與台灣）保持完整外交關係的主要大國。當時，梵蒂岡的宗座大使（擔任梵蒂岡駐他國或國際機構官方代表的正式使節）1971年調往孟加拉。自1972年起，他們就維持代辦（本質上是副大使）層級駐台。
不過，相較於其他（與台灣）斷交的國家，梵蒂岡維持邦交。這是他們獨特的外交模式。
DP：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時期（2013至2025年）的台梵關係有哪些變化？
凃：談到台灣，我想變化最多的是表面作為——不是梵蒂岡代表或實質行為或信仰，而是他們的公開的言行。
近幾任教宗有不同意圖，尋找方法與中國互動、了解中國。事實上，梵蒂岡尋求與中國建立聯繫已有很長一段時間，可回溯至1980年代。自1978年當選的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開始，歷任教宗都尋求與中國接觸，但方濟各在追求此目標上，比前幾任（教宗）更公開透明。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努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於2007年成立高級別的中國委員會，藉由具中國經驗的顧問，來補足他作為德國教區神職人員，對中國有限的知識。
方濟各取消那個委員會，因為他屬耶穌會（Jesuit），其在中國有許多成員。（耶穌會是成立於1540年的天主教修會，以教育、傳教、學術研究聞名。）
耶穌會在對中國的關係方面有無與倫比的知識，這是基於過去400年來的持續接觸，時間可回溯到1601年利瑪竇（Matteo Ricci）抵達北京。不同於其他天主教修會，耶穌會發展出接觸中國的獨特老練方法：他們精通中文、採用儒家習俗，且有策略地和皇帝及受教育的菁英培養關係，而非追求直接向大眾傳教。
今日，他們透過直接參與來保持此專業能力，甚至運作名為「北京中國學中心」的獨立機構，其為耶穌會現今首要的中國研究中心，由安東神父（Ron Anton, S.J.）於1998年創立。
DP：台灣實際上和梵蒂岡無經濟關係，只在2021年（COVID-19）疫情時有極少量貿易。這關係對台灣的廣泛利益有何用，且對台灣的國際合法性有何象徵？
凃：若問其他學者，他們會說台灣仍有12個邦交國，其中大多是天主教國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可是這些學者——他們不是天主教徒——認為我們失去梵蒂岡，就會失去南美洲的邦交國，因為它們會跟進梵蒂岡的決定。我認為這看法不完全合理。
從外交角度來看，台灣可扮演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首先，可以是跨宗教對話的重要參與者。我們有多元宗教，包括有些我們還尚未完全理解的新興信仰在內的多種宗教。我們允許它們存在，我們不對個人信仰施加政府限制。我們尊重（信仰）自由。
譬如，我們駐教廷大使館有介紹國際佛教組織「佛光山」，還向方濟各展示過媽祖神像。雖然跨宗教對話對梵蒂岡而言仍是邊緣議題，梵蒂岡主要在意聖餐禮儀、主教、教會治理及教義，我們可在梵蒂岡的這些倡議中扮演有意義的角色。
再者，台灣透過國際神職人員，維持梵蒂岡和中國之間的橋樑角色，這些神職人員可往來台灣和中國。大多數在台灣的國際神職人員有居留權，但他們不是台灣公民。他們可用外國護照容易地去中國。
DP：所以台灣扮演重要的交流角色？
凃：對。自1980年代起，梵蒂岡便請求我們協助將羅馬方面的資料翻譯成中文並送入中國。。這樣的安排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在1980年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要求台灣天主教會作為把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Vatican II）改革內容傳入中國的管道。梵蒂岡指定我們當橋樑，因我們是羅馬（教廷）可容易聯繫的自由國家。在這期間，中國向世界稍微開啟大門，梵蒂岡需要我們把資料譯成中文，並傳入中國。這實際上可回溯至1970年代。
即使到了1990年代，中國有些教區都還在用拉丁文做禮拜，所以台灣在中國的天主教儀式現代化部分扮演重要角色。台灣和香港的神職人員共同錄製有關新儀式的影片，並透過香港把這些東西帶到中國。
然而，這個角色僅限於教會事務，無涉國際政治。坦白說，梵蒂岡不認為台灣有足夠力量影響全球事務。我們沒有能力協助梵蒂岡處理巴基斯坦和印度，或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等主要國家的關係。自1980及1990年代以來，台灣的角色就明確限定於中梵教會關係。
有趣的是，台灣政府其實並未特別重視本地的天主教會。它們規模小，管理上又比佛教、（基督）新教等其他宗教來得複雜。這樣的橋樑角色並非台灣的選擇，這是梵蒂岡決定的，讓我們在梵中關係中成為非自願但至關重要的連結。
DP：基於中國對外部影響其內政相當敏感，連宗教也是，而台灣扮演這樣的角色——台灣神職人員去中國並提供梵蒂岡的東西——不會被北京當局視為外部干預嗎？
凃：自中國共產黨於1982年發布《19號文件》，名義上承認一定程度的宗教信仰自由以來，，這樣的幫忙從未被認為是外部干預。但在習近平治理下，我們看到這些自由受到很大限制。在台灣，我們質疑中國當前對宗教的態度。習近平常說要重現1950年代以「愛國隊伍」為核心的社會治理。我們擔心中國可能回復那時期對宗教的控制程度。
DP：台灣的媒體和政府有向國內外群眾強調其與梵蒂岡的關係是以天主教信仰、價值觀為基礎的嗎？
凃：沒，他們不強調任何事，特別是天主教。政府只會用描述所有關係的常見說法，如同對美國。他們會有類似這樣的說法：「我們是民主、以價值觀為基礎、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我們尊重各個宗教，在台灣的每個人能自由信奉宗教。」
這基本上只是和中國比較。他們在說：看吧，我們不像中國，台灣有宗教信仰自由，所以梵蒂岡不應為了中國而拋棄我們。但沒特別提及天主教價值和天主教會。
DP：台灣政府多認真看待與梵蒂岡的關係？
凃：教廷和台灣的關係很穩定，沒有戲劇性變化。儘管梵蒂岡努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仍維持和台灣的聯繫及合作。舉例來說，教廷在2024年派 Charles John Brown 總主教和湯漢樞機擔任教宗特使，慶賀賴清德總統就職，並參加第五屆台灣全國聖體大會。
不過，台灣政府更多是把這段關係當作一種地緣政治上的象徵性表態。歐洲與台灣的關係近年蓬勃發展。尤其是立陶宛、捷克、英國、法國和義大利，台灣政府視為很重要的外交對象。但是，對這些「新朋友」的努力，沒有同等用於對待教廷。人力配置是（台灣）政府缺乏認真看待（與梵蒂岡關係）的證明。外交部（歐洲司）東南歐科在有限人力內，要負責法國、義大利、希臘和梵蒂岡（業務）。他們把力氣都用在法國和義大利，只有少數年輕外交人員負責梵蒂岡議題。這或許是因教廷國土小，且缺乏經濟機會。
我們也有缺乏天主教徒外交人員的情形。我們現在的駐教廷大使是天主教徒——他全家都信天主教。他的個人信仰讓他在接觸教廷各部會時具有優勢。不過，並非所有派駐教廷的台灣大使及外交人員都是天主教徒。
DP：您認為台灣媒體對梵蒂岡相關的新聞有興趣嗎？
凃：他們對大事件有興趣。妳知道的，大的議題。像是方濟各被選為教宗時，人人都在問「誰是方濟各？」及「為何他很重要？」然而，許多人對教廷和中國的關係感興趣。
DP：那正是我接著要問的。當他們報導此事，較多是政治角度，還是天主教信仰角度？
凃：全都是政治相關角度。我6月受訪談論新教宗選舉，而我的感受是他們沒有真的想花時間談宗教。
首先，記者本身不是天主教徒。再者，他們要考量其受眾。他們大部分的受眾也不是天主教徒。他們不想提供宣揚宗教的平台，而我尊重這點。由於我們這裡宗教多元，新聞媒體對此保持相當的中立性。
DP：我看了一些數據資料，台灣的天主教徒人數不到30萬。和義大利相比，這當然是很小的群體。台灣天主教徒都從哪獲得梵蒂岡新聞？是像梵蒂岡新聞網以英文為主的來源，或您知道台灣有中文的天主教報紙？
凃：第一，就梵蒂岡本身，梵蒂岡新聞網有中文版——且是繁體中文。但他們只從義大利文版挑選部分內容，不是全部都有（中譯）。
梵蒂岡廣播電台也有中文版。他們有台灣或香港的神職人員提供中文服務和翻譯。不過，即使我們稱他們是「台灣神職人員」，他們其實並非出生於台灣，多數來自馬來西亞或印尼，部分來自香港，但都曾在台灣服侍多年，之後才被派往梵蒂岡廣播部門工作。
DP：（台灣）當地（資訊）來源呢？
凃：在台灣有《天主教周報》（Catholic Weekly），由台北總教區發行，每週涵蓋全台灣的天主教會議題。
每個教區有自己的週報或月報。這些報紙更聚焦在教會議題。我們也有天主教真理電台（Radio Veritas），其在（菲律賓）馬尼拉成立，但在台北有分台，報導中文新聞。它們還有YouTube頻道，會上傳新的內容，像是每日彌撒，以吸引新觀眾。
DP：您提到這些（天主教報導）很以宗教為主，它們都報導哪些議題？
凃：還是很傳統的內容。家庭價值，一些社會議題、個人信仰反思，還有公告，像是有神職人員晉升調派，或（教宗）給全球（信眾）的牧函。
他們也翻譯並發布梵蒂岡文件。我要提出一件很重要的事，現在正式的文件，像是教宗牧函，是由台北這邊翻譯。
DP：從何時開始的？
凃：我想至少有十年了。實際上很可能更久以前。所有第一手譯文都是在台北這邊譯成繁體中文。我想他們可能再轉成簡體中文，傳到中國那邊。但所有原始翻譯作業都是先在台北完成。台灣扮演的這個角色鮮少被注意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