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華裔作家郝珂靈（Karen Hao）撰寫的《AI帝國》（Empire of AI）一書，揭開美國AI軟體業巨擘OpenAI的背後故事。該書自2025年5月出版後，引起廣大迴響並獲獎無數。最近一項殊榮是在2026年3月底獲得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NBCC）所頒發的「年度非虛構作品獎」。中文版預計由台灣堡壘文化出版。
在《AI帝國》出版前，OpenAI創辦人 Sam Altman 曾意有所指地在X上指控「有人將出書抹黑他和OpenAI」。郝珂靈則在X上直白回應稱「我就是那個人」，並表示她在寫書過程中持續尋求公司方受訪，但對方始終迴避。
這部作品奠基於超過300篇的採訪，可說是一份超長篇的深度報導。早在OpenAI還名不見經傳時，郝珂靈作為《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的記者已注意到它。之後她觀察到這間公司的野心漸漸偏離初衷，最後決定將七年來的採訪成果，包括OpenAI現任和前員工、承包商、AI業界人士等逾250人，以扎實的採訪、大量索引和佐證，透過新聞專業書寫，集結成這本具可信度和可讀性的著作。
郝珂靈是科技記者出身，但她看待AI產業的眼光不只是企業發展與競爭。如同其自身所形容，她期盼筆下故事成為一個棱鏡──讓人們窺見以利他主義開始的科學抱負，如何演變成一場由意識形態和金錢驅動的競賽。而這又對世界各地的人們帶來什麼樣的切身影響。
郝珂靈的這本書也可看作「以人為中心的新聞學」的模範，她在訪問中曾和《田間》分享了個人對新聞採訪的堅持：「我無法忍受不親身到場、不能真正深入社區、不和真實的人面對面的報導方式。」
此外，為了持續推動新聞實踐，她和多位記者在普立茲中心（Pulitzer Center）設計了一系列課程 AI Spotlight series，支持記者報導AI產業。
田間（以下簡稱田）：《AI帝國》是一本精彩的書，能不能聊聊，是什麼樣的契機或時刻，讓您決定要寫這本書，探討AI產業背後的剝削問題？
郝珂靈（以下簡稱郝）：我最早是在2020至2021年間開始報導「AI殖民主義」這個概念。那時英國等地的學術機構陸續發表論文，探討AI產業與殖民歷史之間的相似之處，我對這個想法日漸投入。在生成式AI問世前，我就已經在記錄與觀察AI產業如何以類殖民的方式外包勞動力。
其中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案例發生在南非。當時大量監控公司湧入南非採集人臉數據，背景是這個產業因無法準確識別黑人面孔而飽受外界批評。一位南非學者指出，這些監控系統所帶來的影響近似於種族隔離的數位化再現。由此，我看到了科技產業的運作與歷史不平等之間千絲萬縷的連結，以及科技如何進一步加劇這些不平等。
大約在2022年，我開始認真考慮將這些內容寫成一本書，因為相關案例實在太多了，我想把它們匯整成一部完整的作品，讓讀者能夠系統性地理解這個現象。就在我準備書籍企劃的同時，ChatGPT橫空出世。當時的經紀人問我：這會有什麼改變嗎？是讓問題有所好轉，還是雪上加霜？我的回答是──絕對是更糟。因為這些模型所需的訓練規模極其龐大，這只會讓我先前記錄的所有殖民式情形火上澆油。
他聽完後說：那這就是你要說的故事。你必須講述OpenAI的歷史、AI的發展史、ChatGPT的誕生，還有這個組織內部的種種決策，是如何引發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場AI競賽，以及這一切如何衝擊著世界各地的人們。於是我在2023年春天將這些想法整合成形。
田：這本書奠基於數百場採訪，我們非常好奇，您是如何說服這些人接受採訪的？尤其是公司內部人士願意開口分享親身經歷？這應該是極大的挑戰。
郝：確實如此。不過有一點我要先說明，書中引用了超過250人的訪談，並非全部是為了寫這本書才進行的，其中許多是我過去七、八年來持續關注OpenAI和AI產業的累積。在我還是無名小卒、OpenAI也尚未聲名大噪的時候，他們非常樂意敞開大門，讓我採訪他們的高層。
當然，大部分採訪還是近幾年進行的。我的做法是為歷屆員工建立表單，然後一個時期一個時期地去追，盡我所能找到他們的電子郵件，或是在LinkedIn上聯繫他們。我在信中說明，我正在撰寫一部記錄OpenAI歷史的著作，這段歷史意義重大，對全球都有深遠影響；同時，我也想探討一個問題：我們究竟該如何打造AI？如何確保它為公共利益服務、讓世界更好？
這些概念其實正是OpenAI起初對外宣揚的使命。所以許多前任和現任員工對這個問題都有很強的共鳴，因為這也是當初吸引他們投身OpenAI的初衷。我以這樣的框架來詮釋這本書，讓不少人願意開口。此外，也有人之前就認識我，因為我曾深度報導過這家公司，儘管公司本身不太買帳，但有員工覺得那篇報導相當真實，準確地描繪出了公司的樣貌，因此相信我能夠再次如實記錄所發生的事。
田：您現在已經頗有名氣，這是否會對於您後續要做的題目，在約訪、採訪上變得困難？
郝：我的推測是會的。不過這是假設，因為書出版後我一直忙於宣傳，最近並沒有大量進行新的採訪。我認為在某些情況下確實會更難約訪，我想聯繫的人們可能會有更強烈的兩極反應，一種是對我抱有成見、先入為主地排斥，另一種是本來就有意吹哨、正在尋找合適的窗口，而我恰好成為首選目標。這代表我可能會因此接收到更多極端立場的聲音，因為願意對話的人已經過自我篩選。如何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廣泛接觸、聽見多元觀點，而不是只反映某一種聲音，將是我接下來面臨的最大課題。
田： 在華文媒體世界，關於AI的報導多屬於技術競爭、產業發展視角，AI普遍被視為充滿希望的未來，例如中國AI模型正迎頭趕上、輝達（NVIDIA）將在台灣開設大型據點帶動股市等敘事。但您的書和報導叩問的是截然不同的面向，也讓人們意識到，這些產業的發展可能帶來負面影響。您認為媒體，尤其是中文媒體的科技記者，該如何報導AI相關議題？
郝： 我很好奇，難道完全沒有人提出「也許我們應該多一些批判性思考」的聲音嗎？比如說，我知道台灣有些環保團體和勞工團體，積極關注台積電（TSMC）的環境問題和勞動條件？
田： 這可能是因為台積電是台灣最大、最顯眼的目標，但不是針對AI產業。台灣似乎沒有把這兩件事連結在一起，環境保護是一個議題，AI是另一個議題。談到AI，大家的焦點幾乎都放在它能帶來什麼好處。在媒體識讀方面會討論AI衍生的深偽（deepfake）和錯假訊息問題，但您所提到的那些面向，包括在這個產業中工作的勞工、環境衝擊等等，幾乎被忽略了。
郝： 這很值得深思。我認為台灣和中國的記者應該考慮採用我提出的這些框架來報導AI議題，也就是從整個AI開發供應鏈的角度去思考，在每一個環節都追問──誰獲益？誰受害？
從數據搜集開始，數據從哪裡來？是否經過當事人的知情同意？到超級電腦的建設，是否對環境造成衝擊？因AI產業加速擴張的半導體業，又帶來了哪些環境或勞工問題？再到演算法的廣泛應用，包括對教育、醫療、兒童以及一般勞工產生了什麼影響？
有一篇由中國調查記者撰寫、揭露外送平台演算法如何剝削零工勞工的著名報導，引起廣泛關注。就我理解，報導最終促成了政府針對演算法相關勞動管理制定法規，這就是問責報導推動改變的案例。這說明，中文受眾其實是有需求的，也許只需要記者開始多提供這樣的觀點，就能帶動更廣泛的社會討論。
田： 《AI帝國》出版後，您有收到什麼批評或負面回應嗎？
郝： 有，實際上比所謂的「批評」還要更激烈。我的Twitter（現稱X）留言區就有很多腥風血雨，可以直接去看。例如先前有人發現了書中的一個錯誤。我在書裡提到智利一座擬建的數據中心，試圖比較它的預計用水量與當地小鎮的用水量。我引用了一份政府文件中的數據，結果那份文件本身有個嚴重的印刷錯誤，數字偏差了整整1000倍。我依據該數據在書中寫，這座數據中心的用水量將是小鎮的千倍，但實際上是相當於全鎮的用水量。當然這依然很嚴重，但程度上是有差異的，於是我發布更正聲明。
但是，有許多矽谷人士根本沒讀過這本書，卻拿這個錯誤來全盤否定整本書的可信度，還有人說我刻意散布假訊息。這是個錯誤沒錯，但這個數據點在書中扮演的角色是次要的。這大概是書出版以來最集中、最惡意的攻擊。
不過除了這次風波，來自科技產業的整體迴響其實出乎意料地正面。說實話，某部分的我一直在等著什麼時候會有負評出現，因為評價太正面了，反而讓我有點不安。有一位投資人曾告訴我，他一開始讀完書非常憤怒，因為書中關於「帝國主義」的論述，與他身處這個產業的親身感受相去甚遠。但在我們深談之後，他說他找不到任何有力的反駁，最終他認為我所說的有道理。
總體來說，各方反應相當多元。當然，批評我的人一直都有，也不是因為這本書才出現，因為我的新聞生涯，都是採取較批判和問責式的態度處理報導，因此沒少被罵過。
田： 書中大量記錄了資料標註員（data annotator）的遭遇，以及他們所承受的心理健康問題。您目睹了如此多產業背後的黑暗面，有沒有對自身造成一些心理上的衝擊？
郝： 確實有過。在採訪資料標註員時，他們展示了許多他們日常接觸到的內容，那真的相當可怕。但我始終提醒自己，我所看到的，只是他們每天必須面對的、長達數小時、持續數週的工作冰山一角。我應對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認清一個事實──無論我受到多大的心理衝擊，都永遠無法與受訪者所承受的心理創傷相提並論。而我做的這些事，正是為了替他們發聲，這個使命感足以讓我撐過一切困難。確實，偶爾接觸到某些內容時，我在當下會感到震驚和難受，但這種感覺很快就會過去，因為我隨即把注意力拉回到報導工作本身，想著要怎樣才能讓他們的困境被全世界看見。
田： 這些受訪者有看過您的報導嗎？
郝： 有，我還寄了實體書給許多受訪者。我幾乎是與所有人保持著聯繫，他們都非常開心，覺得自己終於被看見、被聽見了。其中有些人甚至因此聲名大噪，受邀講述自身經驗。我寫過的每篇關於他們的文章，他們都知之甚詳。
我無法忍受不親身到場、不能真正深入社區、不和真實的人面對面的報導方式。
田：您曾分享，在從事新聞行業的頭幾年，有想到中國、香港進行採訪工作的念頭，後來也確實來到了香港，能否談談您的想法？
郝： 當時我只是很想去中國生活，因為我的父母都是中國人。作為一個美籍華裔，儘管中國在我的血脈和身份認同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我和這片土地的關係卻一直十分疏離。所以我想住在中國，透過職業發展來深入理解這個國家。
在美國，關於中國的主流論述非常扁平化，毫無立體感可言：中國、大國威脅、共產黨，永遠是這幾個標籤。我從小因為這些刻板印象飽受種族歧視之苦。所以我渴望的不只是對中國有更深刻的認識，更是重新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讓自己有空間成為一個更完整的人，不被那些扁平化的敘事所定義和框限。
後來走上記者這條路，我自然而然地想：那就去中國做新聞吧，把職業選擇和我想深入了解的地方結合在一起。只是現實遠比想象中複雜。我最初申請上海的記者簽證沒有獲批，輾轉來到香港，原以為至少可以在這裡進行有關中國的報導，結果連申請短期入境採訪簽證都屢屢碰壁。
我無法忍受不親身到場、不能真正深入社區、不和真實的人面對面的報導方式，「走遍各地，認識不同社群，真正去理解這片土地」是我想在中國做新聞的核心。後來ChatGPT出現，我意識到自己有一本重要的書需要完成，便將重心轉回到該領域。至於現在還留在香港，說穿了，只是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裡。
田：在中國，有類似前面提及的AI產業勞動環境嗎？就像您採訪過的那些資料標註員？
郝：根據我的了解，關於中國公司的資料標註工作，大多在中國國內進行，這和美國大量向海外外包的模式頗為不同。當然外包的情況也有，我曾在肯亞和哥倫比亞遇過為字節跳動（ByteDance）工作的標註員，但他們是因為字節跳動有英語系產品需要處理，才會外包。中文內容的審核，基本上都在中國農村地區完成。
許多中國公司會雇用農村勞工、視障人士或招募職業學校學生從事這類工作，這是生成式AI爆發之前就存在的現象。他們會將這些工作包裝成「鄉村振興」或「農村發展」計劃的一部分，美其名曰是把工作機會帶到農村，或是為殘障人士提供就業出路。這和美國科技公司的包裝方式如出一轍，都打著「為弱勢群體提供經濟機會」的旗號。
不過我認為，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因為這是在一個國家內部發生的。雖然我個人從未直接報導過此事，但根據我自己的經驗和閱讀其他記者的相關報導，當剝削者和被剝削者處於同一個國家時，工人往往擁有更多的維權籌碼。例如在美國的Uber司機，至少能去Uber總部門口抗議。我不能百分百肯定地說，但我想中國工人或許能藉由中文媒體的關注向企業施壓、促使其整頓，這種可能性幾乎不存在於肯亞媒體與美國科技公司之間。所以在這方面可能有些差異。
另外，由於美國的晶片出口管制限制了中國企業，中國的AI發展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們透過技術創新繞過限制，用更少的資源打造性能相近的模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DeepSeek、通義千問（Quen）、Kimi K2這類小型、開源、高效能模型的崛起。話雖如此，我並沒有深入研究過這個問題，但中國境內仍在大規模興建數據中心，而考慮到他們已採取更節能的運算策略，這背後的驅動力究竟是什麼，我不是很清楚。這或許也是中國記者值得深挖的議題，關於那些數據中心的環境代價是什麼？
在中國，企業問責報導的空間仍然存在。在普立茲中心的 AI Spotlight series 培訓課程中，我們曾為中國記者開設中文課程，合作講師之一是中國財經媒體《財新》資深編輯出身，他在講課時幾乎直接使用了普立茲的原教材，因為我們的框架是企業問責，他引述的中國記者案例同樣是聚焦於企業問責的報導。所以我認為，這類報導在中國仍有相當大的施展空間，只是確實需要一些分寸和技巧。
田：您的下一步是什麼？現在AI巨頭公司那麼多，有下一本書的計劃嗎？
郝：我會繼續調查它們、報導它們，但出一本書已經夠折磨人了，我不想再經歷一次（笑）。現在我的時間分配有很大一塊是書籍的巡迴宣傳，之後希望能把主要精力放回AI產業的自由撰稿報導上。
我也越來越意識到記者跨境合作的重要性。這些科技巨頭是跨國企業，它們在世界各地採取一樣的策略行動；反觀我們這些記者，卻很少協作、各自為政。如果我們能夠共享資訊、協調配合，就能大幅減少重複勞動，避免永遠在追趕企業動向。
所以我正在推動幾個方案，思考能否建立全球性的記者聯盟，專注於AI資料、數據中心的調查？能不能建立一個專門報導AI產業抵制運動的聯盟？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人在行動了，包括起訴科技公司的心理健康傷害訴訟、社區居民抗議數據中心的建立、學校和企業因認為AI對自身使命並無實質幫助而明令禁用AI等等。這些故事，正是目前新聞報導中最欠缺的一塊。
田：您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AI？報導了那麼多AI議題，我們很好奇您自己的使用習慣。
郝：我不使用生成式AI。
田：哇！
郝：是的，人們對這個答案感到驚訝，我覺得挺有趣的。但說實話，如果我用，和我的報導立場也確實自相矛盾。我不用生成式AI有幾個原因，一是道德上的理由；二是我本來就在調查這些公司，如果還把自己的工作內容輸入進去，等於是把更多個資拱手相讓，徒增風險；三是我也覺得它對我並沒有實質幫助。
我的核心競爭力是和人建立連結的能力，以及說故事的文字功力。生成式AI在這兩點上能幫什麼忙？我實在看不出來。如果我是做數據新聞的記者，或許另當別論，但那不是我的強項，我的報導方向也不在那裡。
田： 所以您有嘗試使用過？
郝： 試過一次，我想知道為何人們如此著迷於這項科技。我叫它幫我為某篇報導想開頭，或是提供一些寫作思路，結果我只是一直覺得，這些點子好爛，文字也寫得太糟糕了。稍微玩了一下之後，我的結論就是──不適合我。
預測式AI（predictive AI）我倒是有在用。其實每個人每天都在用，只是沒意識到，包括搜尋引擎、電子郵件的垃圾過濾器，都屬於預測式AI。
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還用過Google「以圖搜圖」，這也算是一種預測式AI工具。當時我想搞清楚OpenAI辦公室家具的價位，他們一開始是非營利機構，只有一間辦公室，引入微軟（Microsoft）投資後搬進了新辦公室，光從椅子就看得出資金支持的差距。我透過Google搜尋比對了新舊辦公室的椅子，舊辦公室的椅子每把約2000美元，新辦公室的椅子每把高達10000美元。我把這個細節寫進書裡，用來佐證所談論的財富規模究竟有多驚人。
田： 生成式AI爆發之後，許多人認為記者這個職業將來會被AI取代，您怎麼看？
郝： 我認為說這話的人，其實並不真正了解新聞工作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把新聞工作想像成單純的資訊整理和輸出，但事實遠不止如此。
有一篇關於這本書的文章，是我迄今讀過最喜歡的。這篇文章比起書評、更像是以我的書為切入點，為「人類新聞學」（human Journalism）進行的一次辯護。
那位作者詢問我，書中那些故事是怎麼被發現的，整個取材過程是什麼樣子。很多時候，我的回答都是：「我去到了那個地方，和那些人坐在一起，然後各種意想不到的事情接連發生，讓我挖掘到了完全意料之外的細節。」那位作者寫道：「這不就是新聞工作的本質嗎？」就像當兩個真實的人相遇、互相影響，會發生各種無法預期的事情，這可能是受訪者回答某個問題時臉上一閃而過的神情，可能是你在他們的生活空間裡觀察到的某個細節，可能是採訪途中碰巧遇到了他認識的人，開啟了對話。正是這些「意外的碰撞」，才成就了最終那篇報導的完整面貌。
田： 不只是記者被取代的問題，許多新聞編輯室已在日常工作流程中導入AI，利用大數據即時監測輿論，進而要求記者更及時地跟進別家媒體報導，使記者疲於奔命。另外Google也在搜尋功能中直接嵌入AI摘要，媒體辛苦產出的新聞內容就這樣被拿走了，這其實是AI對記者勞動的另一種剝削。您怎麼看？
郝： 我覺得有一個常見的迷思，人們總以為AI能夠解決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或職場上的權力失衡。但實際上，如果管理層本來就把員工當成純粹的生產工具，那引入AI只會讓這種對立關係更加激化。AI從來不會改變既有的關係，它只會加速放大那些已經存在的問題。要先把問題本身解決掉，到那時候，AI或許才能成為提升效率的助手。
田： 您希望讀者在這本書中獲得的最重要訊息是什麼？
郝： 我希望傳達的核心訊息是：科技的走向，從來不是命中注定的。
人們常說：「世界變了，我們只能適應它。」但在矽谷，我從來沒聽過這句話，矽谷的人們說的是：「我們來創造新世界。」他們擁有一種主動的能動性。事實上，所有人都應該有這種意識──未來的樣貌，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己的選擇。如果你甘願接受矽谷人們鋪設好的那條路，那當然，那就是我們唯一能得到的未來。
對台灣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台灣在AI開發供應鏈乃至整個科技產業中都處於關鍵位置，台灣的公民和居民所能發揮的影響力，恐怕超過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
我還想傳達的第二個觀點是，很多人有一種想法，認為為了經濟利益、為了所謂的矽盾（silicon shield），我們就必須接受某種程度的失去，必須默認自然資源被掠奪、勞工權益受損，好像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但我認為，我們永遠不應該理所應當地接受這些。
一旦我們接受了，就永遠不可能走向一個更公平的世界。但只要我們拒絕接受這個邏輯，作為個人和集體，每天持續地朝著那個更好的方向前進，哪怕一小步，這才是唯一可能抵達的路徑。我不是說這會很容易，也不保證一定能成功，但如果我們不去做，就永遠沒有機會；如果我們去做，至少還有一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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