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篤／10 年脊隨損傷，親人離異、生活劇變，我仍重返音樂舞臺、要繼續推廣古典樂

撰文／何宇軒　獨立記者
口述／阿篤 聲樂家、指揮

我是在 2015 年、快 34 歲那年發生意外。正當我要開車出門時，住家的機械式車位軸承斷裂，整個垮下來，我被夾在車子與車架的鋼板中間。

我永遠記得那天我被消防隊員抬進救護車的情景。消防隊員花了不少時間將我救出，當時我已感覺不到我的下半身，只覺得腰部疼痛不已。我望著救護車的天花板，路燈從我眼前不斷閃過。

在醫院做完檢查後，醫生說我的腰椎第 2 節碎裂，脊椎的碎骨頭插進脊髓，必須馬上開刀、取出碎骨。開刀經過 7 個半小時，醫生說手術很成功，但接下來就是漫長的復健之路。

手術後第一次練習坐起來時，那感覺是「生不如死」。由於脊椎很脆弱，穿上背架之後仍然沒有足夠的強度去支撐身體的重量，所以從躺臥到坐姿的過程，會非常疼痛、有一種強烈的異物感，以及骨釘和支撐條在體內的摩擦感。

然而這還不是最糟的。手術後才發現，我罹患嚴重的第二型糖尿病、高血壓，這對傷口與神經的復原非常不利。

幸好當時我學習音樂的恩師張老師，幫我設計了一整套針對糖尿病、高血壓及手術後復原、神經修復的營養處方，讓我的糖尿病漸漸得到控制，也讓手術的傷口順利復原。當我手術完成，被送到加護病房時，當時為我安排病房、打點好一切的，也是張老師的母親。

除了肉體的痛楚，更讓我心碎的是，因為這場意外，我與雙親決裂。在我轉到普通病房時，我的父母第一時間關心的不是我的傷，而是醫藥費和單人病房所費不貲。這讓我感到無法理解。

對於在養傷過程中給我很多幫忙的張老師一家人，我父親也叫我不要相信他們，因為父親覺得他們對我別有所圖。

這件事讓我徹底的對父親失望，我不知道他到底被什麼東西蒙蔽了，一直做出我認為常人父母不太可能做出的判斷、決定。

住院期間親人接連離世，10 多年後仍未好好處理悲傷

在養傷過程中，我也經歷了 3 位親人—— 阿嬤、大哥和母親離世，而我都沒有機會見到他們的最後一面。

阿嬤是從小帶我長大、我最親的長輩。然而阿嬤臨終之時，我還正在醫院養傷，我的父母也並未通知我。讓我十分難過的是，我後來得知阿嬤臨終時還一直不斷的呼喊著我的名字，在擔憂之中離世，她也沒有機會可以看到我再度站上舞臺。

大哥的離世，更令我錯愕。他雖然很早就離家在外地念書，但我跟他的感情一向不錯。他後來前往法國深造，一去就是 9 年。就在他剛拿到哲學博士學位，正準備隔年春天回國之際，在平安夜卻突發腦溢血，不到 2 天就客死異鄉。

而母親自從我受傷之後，便一直處於憂鬱的狀況，食不下咽，最後無法進食，僅靠鼻胃管維持基本營養。身體日漸弱化的她，在安養院度過了人生最後的日子。

她原本不用承擔這樣的苦難。而且她臨終前，父親並沒有告知我。我不知道父親的心態如何，但我相信，母親非常需要我在旁邊，陪著她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

坦白說，過去這 10 年，我並沒有好好的處理 3 位親人接連離世的悲傷情緒。每一次都是在錯愕之中面對親人離世，沒有足夠時間去消化，然後事情就這樣過了。

可是這些事情，在我的心中始終沒有真正過去。無論是誠實面對親人已離世的事實，或是面對自己悲傷的情緒，都沒有機會處理，只是暫時把它們壓制在內心深處看不見的角落，以至於我好像對任何事情都不再有情緒的反應。

我自己很清楚這樣是不行的，總有一天，這些壓抑許久的情緒終究會潰堤。或許我非常需要心理諮商，來讓我面對我一直避開不面對的關卡，還有悲傷的情緒。

受傷後難找工作、不能申請中低收入戶，對社福系統灰心

從意外發生到現在，也已經過了 10 年，我目前生活上最大的不方便，就是大小便失禁的問題仍未解決，必須長時間使用尿袋，容易泌尿道感染，因而住院過數次。大便也有可能無法控制，還沒來得及到廁所就排出體外。

這些狀況，皆有可能在外活動或工作時發生，所以我沒有辦法從事固定上下班的工作。在日常行動上，雖然相對沒有那麼嚴重的影響，但因為我的腰椎比常人脆弱，不能久坐或久站；腳力與體力也不如常人，行走時也必須拄拐杖。

我受傷之後，因為無法像以前一樣在舞臺上演出，再加上藝術方面的工作本來就很少，更沒有人會僱用身心障礙者從事表演藝術類的工作，我基本上只能找別的工作。

我曾擔任過文創企畫專員，規畫童書內容及數位產品的開發，也從事過數位典藏資料庫建置，負責後設資料的研究及撰稿，也做過劇本創作相關工作。

後來，我任職的公司營運出狀況，在被資遣後，我進入了領取失業補助、接受輔助就業的循環，即便努力的尋找工作，仍沒辦法成功媒合到新的工作。

我找過許多坐辦公室的工作，被拒絕過很多次。許多人拒絕我的理由是，說我的「資歷過高」（over qualified），因為對方說看見我過去擔任聲樂家／指揮的資歷，認為我不適合任職如此「卑微」的工作，然後拒絕我。

政府輔助就業的系統，讓我感覺流於形式化，好像走完流程，讓我領到失業補助後，就沒有責任了，後續也無法再提供什麼協助；

此外，領取身心障礙證明，我認為似乎也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幫助，不僅申請過程繁瑣，在重新就業上也沒有任何幫助。這讓我對政府的社福系統感到灰心與無力。

也因為家中的經濟條件，我不被認定為「中低收入戶」，無法向政府請領更多生活津貼、補助，頂多只有用身心障礙證明買車票、電影票等半價優惠而已。因為與家裡已不再聯繫，也自然無法得到家人的協助，只能靠自己。

我是個受傷的音樂家，基本上已經失去了維生的能力，如果不是因為有保險、理賠等支應開銷，我也無法恢復到現在的狀況。

我認為政府需要重視對藝術工作者的照顧，因為藝術工作者需要非常長期的培養，初期無法有任何的「產值」可言，更何況是受傷的藝術工作者。而這在臺灣社會一向是被忽視的。

如果要問我，在社福方面，政府應該對於脊髓損傷患者有什麼積極的幫助，我會覺得從失業補助的認定標準、補助的金額及輔導就業的機制，都必須更完善。

政府輔助就業的過程中，主動的訪視、協助身心障礙者媒合工作單位，都是必要的。很多時候，這些傷者沒有條件去自行尋找出路。

繼續善盡音樂家責任：推廣古典音樂聆賞、教育、創作

在受傷之後，我對音樂事業的看法也產生了一些變化。以前，我覺得音樂家就是必須在那些外在看得到的成就上努力，例如：有好的學歷、資歷，拿過國際比賽的大獎。以前的我，也是想朝著這條路去努力。

但受傷以後，這些成就幾乎是不太可能再達到，這促使我思考：究竟要達到什麼樣的境界，才是真正的音樂家？如果沒有這些外在光環的加持，到底還剩下什麼？

這些年的磨練與考驗，讓我體悟到，一個成熟的音樂家，必須具備強大的內心素質，面對各種挑戰。例如，面對就業與生計問題、爭取演出機會，以及自身處理音樂的能力。在舞臺上還必須具備臨機應變的本事。

還必須對音樂有極度深刻的理解，否則無法在複雜的音樂內容中，找到一個「解法」。我認為每一次的演出都很像在解一道謎題，必須解過才算是完成。

當這些能力提升到一個境界之後，根本無需擔心是否擁有那些外在光環，而是能以自身內在的能量，在舞臺上發光發熱。

2023 年，我終於以合唱團員及聲樂指導的身分，重返國家音樂廳的舞臺，也以獨唱者及合唱團員的身分，首次踏上衛武營表演廳的舞臺。

對於未來，雖然我目前已經脫離需要仰賴看護照顧的階段，教學與演出工作數量也逐漸提升，但酬勞仍未能自給自足。

在身體的恢復上，以目前的收入和資產來說，也無法針對病情投入大量金錢來改善，原則上只能靠積極復健來延緩退化與肌肉萎縮。

這個已經損壞的軀體，讓我承受了行動不便與各種不適，對心理也造成極大的損傷。除了面對原生家庭的變故與造成的傷害之外，還得面對自力更生的期盼——

身為藝術工作者，在臺灣這個普遍不受到專業尊重的地方，是非常難以生存的，即便如此，我還是認為我得善盡責任去推廣古典音樂的聆賞。這樣的社會教育責任，也是我認為一個成熟的音樂家必須要去做的事。

古典音樂在臺灣，一向不是國人普遍喜歡的音樂類型，因為確實古典音樂是沒有人引導，就比較難進入的樂種。

因此我對自己未來的期待，就是期許自己的能見度再提高一些，透過此次發聲，也許可以給予脊髓損傷者一點激勵，並讓更多從事音樂藝術的工作者能相互勉勵。

也希望自己能夠為推廣古典音樂，或是嚴肅音樂的創作盡一份心力，讓這個社會能因為音樂而更加祥和、進步。

未來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我需要更堅強的意志與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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