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障礙青年／可憐不是可殺的通行證，長照政策應納入障礙者聲音、結合社區支持

撰文／江家欣 國立臺灣大學社工所博士生 、 臺灣障礙青年 常務理事
梁惠芯　國立臺灣大學社工所碩士生、 臺灣障礙青年 理事
蔡承諺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生、 臺灣障礙青年 理事

前陣子發生一則長照殺人的社會事件：一位 79 歲的劉姓母親因不堪照顧壓力，竟以紅包袋與膠帶悶住 53 歲極重度身障兒子的口鼻後自首，今年 5 月，法院以殺人罪判處她 2 年 6 個月徒刑，這已是減刑後的最低度刑。

然而，3 位法官仍破例在判決末段建請總統特赦。他們的理由是：對這位母親執行徒刑，對應報、一般預防或特別預防都沒有實質意義，真正缺位的是國家對長期照顧者的支持。

判決書一公開，輿論旋即聚焦在「是否應赦免可憐的母親」：衛福部長石崇良一度在立院 表態支持特赦 ， 家庭照顧者總會 （家總）也 發表聲明 表示理解並贊同，同時呼籲強化重度失能者服務。

然而，身為仍在求學、仍需社會資源的青年障礙者，我們在這股溫情浪潮裡感到深切的不安：如果「可憐」可以成為免／減責理由，下一個被體諒而消失的，會不會就是還在教室、為未來努力的我們？

短短５年 35 件照顧悲劇，兒少風險更高

這並非杞人憂天。日本早在 2006 年就以「介護殺人」正式定義這樣的現象， 官方統計更顯示 ，2006–2016 年間，每年約有 20-30 人死於「介護殺人」。

臺灣也隱藏這類似危機：家總 公開資料顯示 ，從民國 110-114（2021-2025）年短短 5 年間，媒體已記錄 35 件「照顧悲劇」，多數受害者是身心障礙子女或失能長者。

國內外研究還早已指出，障礙「兒少」遭家內暴力的機率約為非障礙兒少的 2–3 倍。

原因並不神祕：障礙家庭常被社會孤立，照顧資源不足、教養策略缺乏支持，父母在長期承受社會與教養壓力的情況下，更容易將壓力轉嫁至障礙兒少，導致障礙兒少受虐，甚至付出生命。

如今，若我們再把這類「憐憫殺害」放進同一條風險光譜，就不難理解：障礙兒少正站在照顧悲劇與憐憫殺人交會的暗影中。

因此，我們必須追問：除了赦免個案，國家與社會還要用什麼制度和資源，才能讓下一個孩子不再成為統計裡冰冷的一員？

修法過程竟無障礙團體參與，可憐不是可殺的通行症

我國照顧殺人已非首例，面對這類事件，法務部 提出 3 條「長照悲歌修法」路線—— 擴大緩刑、擴大緩起訴，以及另立對於長照悲歌的減刑條件。這 3 個方向的共通點都是放寬刑度，讓「照顧殺人」更容易被免刑或減刑。

然而，讓我們障礙青年真正擔憂的是，這樣的修法是否暗示一種隱含的可怕前提：只要照顧壓力夠大、社會同情夠深，奪走他人生命的刑罰，就可以一再打折？

法務部提議，長照殺人事件可以比照生母殺嬰罪，理由是「同屬情境式犯罪」。但兩者的本質完全不同。

生母殺嬰得以減刑，是因為「產後憂鬱或急性失調」，也就是短時間、難以即時求援的失控狀態；量刑要件也明確鎖定「生產或產後不久」這段極短的時間。

長期照顧恰好相反。它不是幾天或幾週的急症，而是 10 年、20 年，甚至半世紀的漫長歷程。在這段時間裡，照顧者理論上有充分時間和機會申請長照服務、喘息資源、心理支持。若最終仍走向殺人，暴露的往往是「不知道」或「不願意」求援，而不是「根本來不及」。

若把長期照顧與生母殺嬰放進同一減刑框架，等於告訴社會：愈久、愈苦，就愈有減刑理由。

更令人不安的是，法務部並未說明「何謂不得已」的判斷條件，也沒有要求確認被照顧者——也就是障礙者本人——對於生死的意願。這讓整個條文草案違反明確性原則，直接抹去障礙者的主體性，好像他們是沒有聲音的嬰兒，只能任人決定去留。

從障礙青年的立場看來，問題早已超出「刑度鬆不鬆」，關鍵問題是，修法傳遞出的訊息，是不是在說：只要家屬夠痛苦，障礙者的生命就可以被折價？在這場修法討論裡，究竟有誰真正問過：被殺的那個人，想不想活？

在我們的社會中，障礙者接受照顧不代表喪失自我決策的權利，障礙者的生命規畫也不應該只能配合政府的資源多寡、照顧者的安排，以及他人對於障礙者生命的想像，而應該回到障礙者本人對於自我生命歷程的想法與聲音，真正擁有自我決策權。

另一方面，社會輿論也因此更容易把判決書的論述簡化成「照顧太苦、殺人可諒」。然而，歷史上早有血的警示：2016 年，日本相模原「津久井山百合園」屠殺事件中，兇手宣稱「障礙者不該存在，殺了是解脫」，最終他闖入障礙者住宿機構屠殺障礙者，造成 19 死 26 傷。

這不是刑罰鬆綁的結果，而是對障礙生命價值的否定。若臺灣修法再度朝「可憐可殺」傾斜，真正走偏的不是刑法條文，而是社會對障礙者 生命權 的基本共識。

更嚴重的是，法務部草案只急著降低刑度，沒有設計任何檢核門檻去確認： 照顧者是不是用盡所有資源了，才走到這一步，再來談是否減刑。 換句話說，法律改得再快，照顧支持卻仍跟不上。一旦減刑落地、服務資源依舊不足，悲劇只會照原路重演，受害的仍是下一個障礙者。

更令我們不安的是修法過程的失衡。公聽會名單幾乎被學者與照顧者組織占滿， 障礙者本人及障礙組織連一席都沒有。 當「可憐」與「無奈」主宰討論，「被殺」的一端卻被排除在場外，這樣的立法，真的有將最基本的生存權放在同一個天平討論嗎？

可憐，不能成為可殺的通行證；減刑，也不能成為國家失職的遮羞布。唯有制度把照顧者和被照顧者一起撐住，才能真正止住「照顧殺人」的重演。

媒體報導加深障礙汙名、理性討論更難展開

在這次事件的報導中，可以看到媒體對於障礙的認知不太一致。像是：「8 旬母照護腦癱兒半世紀先送他上路⋯⋯（今周刊）」、「8 旬母絕望悶死照顧 50 年腦麻兒遭判刑⋯⋯（聯合新聞網）」、「8 旬婦悶死癱兒遭判刑⋯⋯（太報）」等標題，各家媒體對於障礙者本身的形容相當不同。

然而，根據法院的判決書，可以看到當事人是兒童時期因感染而留下「小兒麻痺」後遺症，在報導中卻被寫成「腦麻」（腦性麻痺，Cerebral Palsy）。此外，「腦癱」與「癱兒」等詞彙，不僅不是臺灣常用的用語，且帶著貶抑和歧視性。

這些錯誤的敘事，也延伸到民眾對議題的理解。在許多網路媒體的評論區中，我們也看到不少民眾將此次事件與安樂死議題混為一談。這兩者看似同樣在討論「藉由外力結束痛苦的生命」，卻有著關鍵差異—— 當事者是否同意結束生命 。

在多數照顧殺人的案件中，我們幾乎看不到被照顧者的聲音，障礙者往往被描述成「無法口語表達」、「不知道他的想法」。這樣單一的敘事方式，其實更深化社會原本就存在、對高需求障礙者的排除。

更諷刺的是，事件發生後，我們連試圖理解障礙者／被照顧者聲音的機會都沒有。

這與經過審慎考量／評估，以及倫理審查後做出的安樂死醫療性決策，絕非同樣的事，也不應該被當成同一件事。

同樣的，多數媒體在本次事件慣用「長照悲歌」、「為愛服了 53 年的刑」、「照顧悲歌」等用語，也反映了相同的問題：「障礙者是家庭負擔，長期照顧容易形成悲劇」，甚至形容照顧的過程是一種「為愛所服的刑」。

這樣的文字不只出現在媒體報導中，在學術論文中也能看到相似的觀點。 例如 ，母親因為有了高特殊需求的子女，必須在就業與照顧間取捨，政府政策卻主要支持家庭繼續照顧（林辰穎、陳芳珮，2025）。

這樣的意識形態下，究竟如何實際落實《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的精神，讓障礙者的聲音被社會聽見？

長照資源應與社區支持結合，避免家庭成為孤島

另一方面，在現行制度之下，高需求的障礙者成年後，往往代表著要被迫離開教育體制，回到家庭與社區中。對於障礙者本人和照顧者而言，這不只是生活的轉換，更面臨制度、服務的斷裂。

這樣的斷裂，反映的不僅是國家期待照顧責任歸屬於家庭，也反映教育系統、社區支持的資源仍不足以接納高需求的身心障礙者和他們的照顧者。

尤其，對於高照顧需求者而言，一旦離校回到家庭，初期的照顧壓力是相當沉重的，如果缺乏足夠的心理支持、銜接與社區整合資源介入，障礙家庭將形同一座孤島。

比起強調家庭的照顧責任，我們更應該關注系統間的銜接與合作。

同時，臺灣障礙青年也呼籲，政府不應該只把焦點放在單一的長照體系，而是以更全人的觀點理解障礙者家庭中的每個人，關注其他面向的支持網絡，如教育體系，社區支持等。最後，透過此次事件，我們不是「反對特赦」，而是特赦之餘，並不能就讓事情這樣過去。

除了檢討現行制度，讓相似事件不再發生，也應該思考如何真正實現社會安全網中「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的核心理念。

重新看到「家庭」中的每一個人，讓被照顧者的聲音被聽見、回到政策／服務制定中，更讓障礙者不再只是家庭中的附屬體、服務制度裡的客體，而是被承認、被尊重，也能參與決定的人。

延伸長照悲歌＆自立生活：
1. 從長照殺人特赦看障礙者的恐懼：為何我們需要真正的自立生活制度？
2. 周月清、劉于濟／當我們同理照顧者，是否仍誠實面對障礙者需求、國家的長照責任？
3. 張雅晴／家人照顧、送機構，還是僱用看護？誰讓障礙者和親人、跨國移工陷入困局？
4. 伍仕豪／連「洗澡」也失去自由？我看見北市取消沐浴個人助理服務，對障礙者的衝擊
5. 障權法修法列立院優先法案，民間持續呼籲草案應貼近身心障礙者需求

The post 臺灣障礙青年／可憐不是可殺的通行證，長照政策應納入障礙者聲音、結合社區支持 first appeared on Right Plus 多多益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