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貧窮群像：透過相遇與連結，編織更包容、溫柔的城市／人生百味十週年論壇

2025 年，深耕貧窮與無家者議題的萬華在地團體 人生百味 迎來十週年。團隊以太陽花學運為契機成立，十年來從街頭出發，發起各項群眾計畫、推動公共倡議，持續關注社會上被忽視的弱勢處境。

10 月 24 日，人生百味舉辦 「穿越縫隙：共感、行動與城市的重組」 國際論壇，集結多國的實務工作者與學者，從創意行動、跨組織合作、群眾參與及經驗者發聲等面向，探討不同文化視角下的貧窮議題觀點。

從日內瓦到新加坡：極端貧窮讓人為了自保而自我孤立

「 第四世界運動 」（ATD Fourth World）成立於 1957 年，致力於消除赤貧與極端貧窮，目前在全球約 30 個國家行動與倡議，其亞洲代表凱茜・羅（Cathy Low）以瑞士為例指出，日內瓦雖是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超過 14% 的居民一生中至少接受過一次社會救助，其中不少是年輕人。而整個瑞士也有 36 % 的人需靠政府補助支付健保費，其中包括中產家庭。

近 7 年來，ATD 在日內瓦的社宅發起「街頭圖書館」，帶著繪本與手作材料陪伴孩子閱讀與創作。她表示，許多孩子背負母國戰亂、被驅逐與校園霸凌等恐懼，但透過傾聽與陪伴，孩子們逐漸找回自信與力量，家長也從疏離轉為主動參與，讓圖書館成為社區交流與和解的空間。

羅也提到，ATD 在 2019-2022 年完成重要研究 《貧窮—身分—社會》 ，邀請了貧窮經驗者、學者與工作者共同參與，強調貧窮者不是被研究的對象，更是 共同生產知識的人。

參與研究的阿蘭（Alain）曾分享，童年時他被政府以「父母不適任」為由強制安置到農場，長年遭受飢餓、暴力與強迫勞動：「極端貧窮最可怕不只是被社會孤立，更是為了自保而孤立自己，為了不再受傷而不敢追求權利，這種斷裂被社會與制度維持，讓權力凌駕於人之上。我曾感到憤怒，但如今明白我們不必摧毀體制，而是要改變它。」

另一方面，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資深研究員黃國和提到，新加坡社宅僅占公共住房的 5%，對低薪及失業者來說，社宅短缺加上嚴苛的申請條件讓他們難以獲得住所，許多人被迫露宿街頭。但政府對無家者議題非常敏感，任何批評都可能被視為挑戰體制。

2019 年，在李光耀的主持下，新加坡首次進行全國無家者 調查 ，招募近 500 名志工進行夜間統計與訪談。結果顯示，約有千名無家者露宿，最常過夜的地點包括公共住宅一樓與商用建築內部，約 1/3 的人無家狀態已持續超過 6 年。

黃國和提到，過去只要有過「買房紀錄」，政府就不會視其為無家者，但此次調查不僅重新定義了無家者為「沒有固定住所的人」，也促成媒體報導去汙名化，也讓政府在 2022 年複製其方法進行官方統計。雖然跟政府溝通過程充滿挑戰，但他也認為，建立跨部門網絡與透明公開的研究過程，才能在受限的政治環境中推動社會改革。

從菲律賓到臺北：在城市縫隙中尋找共存

菲律賓都市貧民組織「 KADAMAY 」公共資訊專員卡巴隆（Kai Ra Cabaron）分享，菲國約有 3000 萬名都市貧困人口，多數原為農民，因土地被迫出售而流入都市，投入非正規經濟市場，如當地交通工具吉普尼（Jeepney）司機、街頭攤販、拾荒者等，這些工作缺乏法規保障、薪資不穩定，生活隨時可能被失業與天災擊垮。

許多都市貧窮者居住在工廠旁的違章建築、鐵皮屋、鐵軌邊，甚至垃圾場裡。2000 年，馬尼拉更發生垃圾場坍塌 事件 ，掩埋多座貧民棚屋，估計數百人遭掩埋喪命或失聯。

卡巴隆提到，菲律賓的水電、交通、市場幾乎全面私有化，政府預算多拿去蓋高速公路，社宅預算卻年年縮減。更嚴重的是，為推動基礎建設，政府拆遷超過 50 萬戶貧困家庭，迫使他們遷往更偏遠、易淹水的地區，「有時甚至僱人縱火，讓貧民窟『自行消失』。」

面對長年迫遷，加上政府出資興建社宅、但承包商收錢卻不完工，導致大量空屋閒置等問題，KADAMAY 在 2017 年 3 月發起占領運動，幾千名無家者與租屋者集體進駐政府空屋，雖然政府最初以武力威脅，但居民堅守不退，最後逼使政府承認錯誤，允許民眾合法入住。

「社會批評無家者是小偷，質疑他們為何不努力工作、卻要『偷房子』？但在貪腐橫行的體制下，許多人根本無力無法負擔住房。」卡巴隆認為：「草根行動很重要。當政府充耳不聞時，有時必須採取法外手段，而集體行動與占領運動就是我們回應的方式之一。」

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巫彥德則觀察到，在臺北，壓迫往往以更隱性的形式存在，「如果我們只選擇對抗與破壞，也可能把好的部分一併砍掉。」此外，當社會批評無家者「很髒」，也許反映的是人們對安全、乾淨環境的渴望。

今年 6 月，艋舺公園改建引發 迫遷爭議 ，人生百味以對話介入，而非直接指責批評者。他們反問：「如果這裡變得安全乾淨，無家者能否在此休息？若公園被拆，無家者轉而睡在他人家門前，是否代表需要更多能讓人睡的空間？」

團隊走入地方，與里長、居民與店家溝通，試圖理解彼此的立場與需求，尋找共存的方式。巫彥德認為：「把人排除只能滿足短期的安全感，包容才能帶來長期的改變，而這些需要足夠的資源，與更成熟的民主討論。」

從公園到博物館：讓無家經驗成為公共行動

2003 年，藝術家 市村美紗子 住進東京一座公園，跟露宿者們共同生活。當時日本新自由主義盛行，女性雖被鼓勵進入職場，但激烈的社會競爭跟貧窮反而讓人更孤立，也導致人經常無論多努力都難賺到錢。市村因緣際會來到當地、被露宿者的生活方式打動，展開了無家生活。

市村說，這些露宿者靠拾荒、互助、打零工過活，並非單靠金錢維生。後來，她與其他人舉辦名為「有畫咖啡」的換物空間兼繪畫工作坊，在當地以「物品換咖啡／茶」的形式進行茶會，而露宿者也會將撿來的畫版與畫材帶來一起畫畫。許多被社會驅趕、拒絕傳統家庭角色的女性，也在公園內重新找回了連結與支持。

到了 2007 年，市村與其他女性露宿者創立「Nora」（日語指「流浪」之意），不僅讓流浪街頭的女性不再孤單、防止性暴力與歧視，且她們也利用布料製作出可重複使用的衛生棉販賣，以此收入補足煮飯或洗衣等日常費用。

隨著地區改建與都市更新，許多無家者被迫離開原居地，成為一種城市 仕紳化 的過程。但市村等人持續投入相關抗議行動：「理論上城市應該多元，讓各式各樣的人都能在其中生活，但仕紳化的過程為了打造讓有錢人舒適的空間，卻將另一群人趕走，這並非多元，我們希望能在城市裡強調無家者的存在。」

英國的「 無家者博物館 」則將過往經驗轉化為公共行動。共同創辦人暨館長潔西卡．特托（Jessica Turtle）與馬修．特托（Matthew Turtle）於十年前創立博物館，多數參與成員都曾經歷無家生活。展場中陳列著無家者提供的物品，像是菸蒂、一罐茶、破舊的手推車、黑色塑膠袋外套等，民眾可以來這裡聽當事人講自己的故事。

博物館外的圍籬不高，無家者夜晚也能進來歇息；到了寒冷的冬天則暫停開放一般參觀者，轉作庇護所讓人避寒。同時，他們也為過世的無家者舉辦追思會，馬修說：「 只有名字被記錄下來的人，才真正被承認存在。 」

馬修也提到，傳統博物館往往象徵權力，展示的是以殖民者角度收集的珍奇物品，而他們希望透過不同的展示方式，重新翻轉博物館的意義，回到人的經驗與生命本身。

從韓國、日本到萬華：跨組織合作的網絡韌性

針對跨組織合作，韓國「 人民團結反貧困聯盟 」倡議家金允英（Kim Yoon Young，音譯）指出，聯盟由 47 個團體組成，包含街頭攤販、無家者、被迫遷的居民與身心障礙者等，其中 10 個團體固定參與每月討論會。他們追求的不只是短期救助，更著重從制度改變貧窮。

2001 年，韓國發生「 崔玉蘭事件 」，一名貧困女性將生活補助金退還政府，抗議制度無法真正改善生活。當時事件引發社會關注，也促使聯盟之後長期推動《國民基本生活保障法》修法、廢除「扶養義務制度」，並為公共住宅預算被刪減而發起抗議，並持續串聯勞工與社福團體，捍衛貧困者的權利。

金允英也提到，參與成員多元，優點在於能快速提出新議題、靈活擴張，但隨著議題熱度減退，聯盟也容易變得鬆散或中斷，因此過程中負責跟各團體協調和溝通的角色，以及團隊凝聚力都相當重要。

「 釜崎支援機構 」理事長山田實則提到，位於日本大阪市西成區的愛鄰（舊稱釜崎），在戰後逐漸發展為日本最大的臨時工與無家者聚集地，同時也面臨非法勞動仲介與黑社會介入等問題。隨著 1990 年代泡沫經濟崩壞後，露宿者一度達數千人，當地工會與各民間團體隨後組織起來與政府抗爭，並推動建立相關就業措施與避難所。

山田說，如今全日本已有 90 個團體組成支援網絡，從醫療到法律等專業團體共同合作，為貧困家庭提供諮詢與服務，「雖然不是嚴密的網絡，但我們能在需要時隨時支持彼此。」

最後，人生百味街頭外展負責人羅靖茹分享新冠疫情期間，和其他萬華在地團體、商家、公部門的 合作 經驗。包括當時有無家者連飲用水都沒有，民間便以自籌款購買便當等生活物資，公部門則能較快提供酒精等防疫用品。許多因疫情停業的店家，也主動開放空間協助暫放物資。

「疫情讓我們迅速結盟，當時各組織資源都很有限，但透過合作打破了框架，即使沒有時時對齊彼此的想法或密切整合，新的服務仍可能在過程中產生。大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盡力提供資源，形成了能彼此支撐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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