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靜盈／敢講話才是好學生？不發言就是不積極？打開兒少參與公共事務的多元想像

臺灣自 2011 年 兒少權法 修正、2014 年 兒權公約施行法 通過後，兒少代表制逐漸成型。如今在許多兒少代表的會議裡，我常常看見這樣的場景：有些兒少急著讓討論熱絡起來，語氣裡帶著焦躁，會對其他夥伴甚至對培力工作者說：「怎麼都只有我在講？我一個人又撐不住！」一些工作者也常把「誰敢發言」當成評估參與的重要指標，結案報告裡不乏以某位兒少「變得更敢講話」作為培力的重大成果。

這樣的行為看似是對兒少參與的正向鼓勵，背後卻往往夾帶著權勢與壓力，甚至演變成一種情緒勒索。其他沉默的兒少不一定是沒有思考，他們可能心裡正想著：「我想說的剛剛已經有人講過了」、「我的意見寫在提案裡了」、「我還在想，還沒準備好說出來」。

然而，一方面，有人渴望每位兒少都能滔滔不絕，把場子撐起來；另一方面，卻有兒少選擇以其他方式在場——透過文字、透過點頭支持、透過安靜的觀察。這兩種不同的期待碰撞在一起，張力便一次又一次出現。它從來不是某個人的問題，而是普遍存在於許多會議裡的現象。

這些場景我見過太多次了，它們讓我不斷想問：為什麼我們總是這麼執著於「有沒有講話」？

不發言，不代表不在場

在學校，舉手發言一直是「好學生」的象徵；在會議裡，誰敢講、誰講得快，就被視為「積極、有參與」。久而久之，發言變成了參與的代名詞，言語訴說成為一種在場證明，那些沉默則被貼上缺席參與的標籤。

現行的會議體制中，行政制度更強化了這個習慣。對於不熟悉兒少參與的官員來說，最容易看的參與數據就是「誰講了話」、「講了幾次」。於是，報告裡記錄的不是誰準備資料、誰寫了提案，而是誰搶到麥克風，發言成了最好交差的 KPI。這樣的邏輯，其實只是 制度的偷懶 ，它把兒少的多樣性壓縮成一個數字。

十年前，很多兒少上臺時聲音小到聽不見，這幾年，我們看到明顯改變：越來越多兒少能在大人面前直言，甚至挑戰官員。這確實是進步，但如果進步的標準僅停在「誰敢講話」，那就會 製造新的壓力 ，不擅長講話的兒少會被當成不積極；準備好但沒機會講的人會被忽略；

甚至，那些正在聆聽的人也會開始懷疑：「我是不是不夠格？」當單一的外在行為表現變成標準，代表制就變成表演，這 不是 我們推動兒少參與的初衷。

《 兒童權利公約 》第 12 條是這樣說的：每個兒少都有權表達意見，並獲得適當考量。但它從沒說，兒少有「必須發言的義務」，也沒有說「表達意見」的方法只限口語表達。我們卻常常把「可以」扭曲成「一定要」，久而久之，兒少們會覺得：「我必須一直講，才能證明自己有參與。」這樣的氛圍，是以「自由」為名的「壓力」。

兒少的參與形式本來就很多樣：有人寫在提案裡，有人用便利貼或圖像表達，有人用眼神支持他人，有人則把會議精神帶回社區，分享給更多人，我們不禁想問，這些難道不是參與嗎？

在大部分討論的場合中，雖然眾人多半期望誰都能夠平等被聽見，但事實上年紀、性別、氣場，甚至只是說話的速度，都會影響一個人能不能被認可。兒少會議裡這種現象又特別明顯：說得像大人的兒少，容易被讚賞；還在摸索、講話斷斷續續的兒少，則很快被貼上「不積極、不成熟」的標籤，但其實，這不是兒少能力的問題，而是我們大人習慣用自己的標準去判斷。

從「假參與」到「共享決策」，兒少參與的８個階段

真正的參與不是看誰搶到麥克風，而是看兒少能不能 在過程中理解、被尊重 ， 學者羅傑·哈特（Roger Hart ）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 經典報告 中，以階梯作為模型，把參與分成 8 個階段，從最底端的「假參與」一路到最上層的「兒少主導並與成人共享決策」逐步劃分。

階梯中的前 3 階其實都不是真正的參與，第 1 階「操弄」，是指兒少被大人利用，卻完全不理解自己在做什麼；就像被叫去遊行舉牌，卻不知道遊行是為了什麼；第 2 階是「裝飾」，指兒少被當成點綴式的存在，像是在典禮中被指派表演唱歌，卻與議題本身無關；第 3 階「象徵性參與」，則是我們目前在臺灣的政府會議中，最常遇見的情況：看起來讓兒少上臺講話，實際上他們的聲音根本不會影響任何決定。

從第 4 階開始，兒少才真正走進參與的實質意涵，「被指派但知情」意味著兒少知道自己為什麼被邀請，以及明白自己角色的意義，像是被安排做主持人，並事先被告知活動目的；再往上是「被諮詢並獲得回饋」，兒少的意見會被收集，而且能收到「大人將如何處理」的回饋，避免石沉大海，這樣兒少才會知道自己的聲音有重量。

第 6 階開始，就是 共享決策 。「成人主導但與兒少共決」，是由大人發起，但會邀請兒少共同決定細節，例如社區活動由工作者規畫，但會和兒少一起討論流程或內容；第 7 階「兒少主導，大人支持」，則是兒少自己有想法，大人退居幕後提供資源；最後最高一階，「兒少主導並與大人共享決策」，是雙方在平等基礎上協作，既有兒少的發起，也有成人的經驗支援，彼此是夥伴而非上下的權力關係。

這個階梯提醒我們，參與不是一刀切的「有或沒有」，而是一個過程，不同的兒少會停留在不同階段，這都沒有問題，重要的是，我們不要把兒少壓在下端，裝飾、操弄或象徵化，卻口口聲聲說「這就是培力」，如果我們只盯著「誰講了幾句話」，其實就是把兒少推回第 3 三階的象徵性參與，看起來在場，實際上沒有任何力量。

而真正的培力，是要陪著兒少往上走，從理解、嘗試，到逐步能跟大人一起討論，甚至自己主導倡議，這樣的參與，才會讓兒少感受到他的在場是有意義的，所以，大人的責任，不是把兒少推到臺上，而是要 練習交出權力 ，相信兒少並鼓勵多元的表達形式，直到能在討論裡，真正跟大人平等地共享決定。

打開寬闊想像，接納多元參與形式

如果我們不希望兒少的參與被簡化成「有沒有發言」，就需要在制度設計與培力實踐上做出調整。首先，會議紀錄和成果報告不應只統計誰講了幾句話，而應包含不同形式的參與，例如：誰在會前做了資料蒐集、誰完成了文字提案、誰在小組裡提供了安靜卻穩定的支持；

其次，會議流程也可以更有彈性、方法更多元，除了公開發言，還能引入便利貼、圖像、匿名回饋、分組討論等方式，讓不擅長即席發言的孩子也能有被聽見的管道。行政單位的評估指標也需要改變，不能只要求「幾次發言」，而應檢視孩子的意見是否被理解與回應，是否有延伸到後續的政策或行動；

最後，培力工作者本身也要練習交出部分控制權，相信兒少能夠提出不同的聲音與形式，而不是因為交代壓力就把焦慮轉嫁給孩子。這些小小的調整，才能讓參與不再停留在「象徵性的在場」，而是真正逐步走向共享決策。

作為培力者，我們常常處在一種微妙的位置：一方面，我們知道每個兒少表達方式不同；另一方面，我們要交差、要寫報告，於是，我們開始緊盯誰講了話、誰沒講，然後下意識地催促：「要不要多說一點？」

但請記得——發言只是表達的一種，不是全部。如果我們只算兒少講了幾句話，不只低估了他們的力量，也縮減了我們對「參與」的想像，不要讓我們需要對誰交代的焦慮，變成兒少沉默的壓力。

我們需要一種更寬闊的想像。會前查閱資料、寫下提案、在會議上用眼神支持夥伴、會後把訊息帶回社區——這些，都是參與。真正的團體組成應該是多樣的：有的像火，推動進程；有的像水，潤物無聲；有的像土，安靜卻穩固，每一種在場方式，都值得被承認。

兒少代表，不是神主牌，也不是說話機器。他們是活生生，有著自己個性與專長的人們，我們的任務，不是把他們變成大人口中的「理想代表」，而是給予安全與自由，讓他們能用自己的方式參與。

真正的參與，不在於誰說了多少話，而在於我們能否給予每一種在場方式同等的價值，當我們有勇氣放下對「話語數量」的執著，我們或許就能真正聽見，那些看似安靜，卻一直沒有離開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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