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南亞，數據往往稀缺，而且多半掌握在當權者手中。」
菲律賓記者 Regine Cabato（以下簡稱Cabato）近期與新加坡新創新聞公司《Kontinentalist》聯合創辦人羅佩穎（Pei Ying Loh）對談，並在路透新聞研究所刊登專文，闡述這個新興媒體如何為視覺化數據新聞注入鮮明的亞洲風格。
《Kontinentalist》最初受託報導中國「一帶一路」政策在亞洲的影響，如今報導議題已擴展到柬埔寨實驗猴養殖場的貪腐問題、債台高築的寮國所獲外國直接投資，甚至探索亞洲各地的神話與怪物。所有內容皆以互動、沉浸式且色彩鮮明的設計呈現。
與傳統新聞媒體編輯室相比，《Kontinentalist》選擇在快節奏的環境中堅持「慢新聞」。一篇作品平均花兩到三個月完成，長篇深度報導可能需耗時一年。每個專題都經歷一次全員參與的設計衝刺（Design Sprint），而團隊規模僅十餘人。
羅佩穎說：「我們更看重的是長期價值，亦即一篇作品在四五年後是否仍有意義。」她強調，《Kontinentalist》衡量的不是點擊率或廣告收益，「我們最關心的指標是，如果人們讀了這篇報導，他們會因此做些什麼？」
《Kontinentalist》的商業模式包括工作室與顧問服務、訂閱與工作坊，這些反過來支撐新聞專案製作。公司還在開發一款名為Lapis的無代碼工具，能讓用戶輕鬆疊加與視覺化數據和文本。Lapis目前處於內測階段，測試版即將推出。該工具的開發資金部分來自Google，部分由母公司Potato Productions支持。
Potato Productions由前記者、企業家兼慈善家李漢士（Lee Han Shih）創立，是一個業務橫跨時尚和出版等產業的社會企業，其為《Kontinentalist》提供行政監督，但不參與編輯內容。
以下為 Cabato 與羅佩穎（以下簡稱羅）的對談內容，談及如何處理數據、由亞洲人開發亞洲工具的重要性，以及這家初創公司在區域媒體生態中的角色。
Cabato：《Kontinentalist》的設計沉浸感令人印象深刻，你們的理念是什麼？
羅：我們有一支出色的設計團隊和領導，讓作品呈現出鮮豔美觀、符合年輕世代品味的風格。我們的原則是包容、多元與對地區特色的重視，因此常運用在地的設計元素與色彩。我們也避免強化刻板印象，特別是歐洲中心的觀點。例如，不會因為中國題材就使用紅色，也不會用龍或貓熊等刻板印象的圖像來代表中國。我們的每個設計決定都經過深思熟慮。
Cabato：你們如何維持營運？
羅：我們與多數新聞機構不同，不接廣告、不做贊助內容，這是基於信任的考量，因為我們知道這會對新聞產生影響。當然，我們需要生存與收支平衡。為此，我們成立了Kontinentalist Studio，專為客戶提供數據視覺化與敘事服務，模式類似新聞數據網站The Pudding。
此外，我們舉辦數據敘事工作坊，主要對象是政策制定者、NGO傳播人員與數據科學家。我們也在開發Lapis，幫助人們更輕鬆地自己進行數據新聞創作。我們還經營會員計畫，並舉辦社群活動。Lapis的開發獲得 Google Innovation Challenge 的支持，但目前大多數資金還是來自母公司。
我們不想只依賴以內容出版為中心的營運模式，而是尋求更多合作與客戶專案，形式包括藝術展覽、活動、數據專案，甚至協助行動者改進數據收集方式。在東南亞，數據稀缺且掌握在權力者手中，使這一需求尤為迫切。
Cabato：亞洲記者常依賴西方工具，本地開發有多重要？
羅：非常重要。我們在東南亞舉辦小組活動時，其中一位記者說，他們公司的工作流程幾乎就是一個巨大的WhatsApp聊天群。在工具選擇上往往非常靈活，只要價格低、取得方便就會使用，很少有正式架構。
對許多獨立記者而言，他們不加入某個機構而選擇成為獨立記者，是因為能自由參與更多專案，並保持更獨立的聲音。這又是完全不同的媒體環境，非常需要一款能夠代表這種靈活性的工具。
我們與新聞從業者交談，他們通常沒有時間自己分析十萬行的資料，也無法聘請設計師來美化內容。他們常常在緊迫的時間表下工作，只希望能盡快發布一篇重要的數據報導。因此，我們在設計Lapis時也考慮到了這一點，並盡可能降低門檻。
在工具生態系統中，由亞洲人為亞洲人開發的工具在代表性上也很重要。現有工具多來自歐美公司，我們希望在價格與設計理念上提供不同的選項。
Cabato：《Kontinentalist》對亞洲的報導似乎與新加坡作為地區媒體與文化中心的新興地位相吻合。在新加坡經營媒體是什麼體驗？
羅：新加坡的日常環境安全，制度也讓經營公司較為便利，加上以英語為主要語言，有助我們向區域擴展。但挑戰在於法律，比如專門針對媒體環境制定的法律。例如《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令》（POFMA）和《防止外來干預（對應措施）法令》（FICA）。這些法律在不同方面造成限制，迫使我們在選題時必須謹慎，不觸碰可能被視為敏感或危及國家安全的內容。在決定是否報導某個議題，以及如何合法、安全、負責地進行時，這始終是我們最先考慮的。這確實造成了一種不太有利於開放交流的氛圍。
不過，身在新加坡也讓我們能替區域夥伴發聲，發表在其他地方難以刊登的報導，例如巴基斯坦、緬甸，甚至香港的報導。
Cabato：你怎麼看亞洲數據新聞的未來？
羅：數據新聞並非新興領域，它迫使我們檢驗偏見並用數據驗證假設。但同時，數據也必須與真實經驗相呼應。數據往往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可信度，這是一把兩面刃。它可以極具說服力，但也可能非常危險。你必須既要具說服力，又要非常謹慎，以確保與人們的現實經驗相連結。
東南亞中產階級正在快速擴張，雖然貧富差距仍大，但人們愈來愈重視資訊。社群媒體提升了識讀能力，包括數據素養。未來讀者將不再滿足於敘事性的報導，而會渴望理解數據如何影響經濟與文化等領域。隨著讀者基礎的擴大，數據新聞也將持續成長。
本文摘譯自 Regine Cabato 於7月18日發表在路透新聞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撰寫的《Charting myths, debt, and monkey farms: How Kontinentalist is reimagining data journalism in Asia》。尼曼新聞實驗室於7月21日獲准刊登此文。
